今年起，新冠肺炎病毒先是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春节，接着在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陆续暴发——直至现在，全世界已有多个国家停工停课。人类已然成为命运共同体，这在本次疫情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而当整个社会因为流行病停摆，流行病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就不再仅限于医疗领域。我们不仅要面对拥挤的医院、繁忙的殡仪馆，还将面对全球范围内公共活动、经济交易活动的减少。基于此，人类学家会对流行病进行怎样的反思？他们无法像医学从业者一样研发疫苗或普及医学知识，但是他们可以从公共医学的角度分析，如何让社会更有效地抵御病毒。
当我们回顾H1N1
作者Laëtitia Atlani-Duault和Carl Kendall分别是人类学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2009年甲型H1N1流感肆虐之时，他们曾发表文章，点出当时公共卫生领域出现的两个问题。一是公共卫生部门没有将人们的心理因素纳入规划中。心理因素，也就是在流行病肆虐时，人们对病毒带来的潜在风险的恐惧。二是公共卫生的建设问题：公共卫生并不仅限于生物医学领域——流行病可能会涉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宗教等诸多方面。
流行病与社会因素相关联的一个例子是，当H1N1病毒在世界上已流行很久之后，管理人员隔离了没有症状的在美墨西哥人，并将他们撤回墨西哥。这项政策体现了公众对污染、农产工业和全球化的担忧：如果墨西哥人没有出现症状，为什么要将他们撤回去？以医学、公共管理为名制定的政策，真的合理吗？
人类和瘟疫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鼠疫到艾滋病，从非典到H1N1流感，人们对流行病的理解应该远远超出公共卫生的传统生物医疗领域。而当疫情结束后，公众的监督还应该包括对医疗系统的审查，以及对于责任体系的重新审视。通过研究流行病对穷人和脆弱人群的影响，人类学者可以参与相关的研究，分析医疗资源的不平等分布，通过改善医疗资源分配的架构，让人们更顺利地迎接下一次流行病带来的挑战。
对不确定的恐惧：
从巫术到口罩
来吧，说实话，在家办公的你每天刷几次新闻？心慌慌时，第一反应是不是看一下手机？那么在“手机带给我们心理安慰”之前，人们是怎样面对不安和恐惧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学传统中，不少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曾描述过不同文化下人们面对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消解恐惧的方式；后来的人类学者开始研究“危险”这一概念本身；1990年代之后，人类学家则在现代科学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在20世纪初期，Mallinowski在西太平洋岛屿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岛民试图通过结合技术和巫术来减少他们面临的“不确定”。在他之后，人类学家Evans-Pritchard分析了巫术对非洲阿赞德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面对生活中的未知，如果时间允许，阿赞德人可能会对生活中的每一步进行占卜。
后来，人类学名著《洁净与危险》的作者Douglas在她的作品中重点分析了许多与风险研究相关的主题。她在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危险（danger）与风险（risk）作出了明确区分。她指出，所有社会团体都必须应对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或危险状况。但是，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意味着一个人只能担心或防护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选择担心的这个部分，就是“风险”。人们的选择不同，面对的风险也就不同。因此，风险反映了群体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相较之下，危险是一个形容词，主要用于形容给人们带来“困难”“伤病”或“危机”的事物。危险包括诸多方面，且无处不在，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到“危险”之中，社会就会瘫痪。Douglas认为，风险就像是禁忌，带来风险的人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指控，因为他们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打乱了社会内部原本稳定的关系。
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对象都不在“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学家Roth则弥补了这一段缺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Roth通过研究肺结核病人，发现了现代生活中的仪式和巫术：口罩，手套和防护服。医生们戴口罩是为了防护什么？是为了阻隔细菌和病毒，还是为了阻隔“不确定”的细菌和病毒？传染病的不确定性为医疗的仪式化开辟了道路。因为人们无法确定何时会被感染，所以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戴口罩”的仪式来确保人与人之间不发生传染。Roth认为，仪式化程序通常更多地依赖于方便和易于管理，而不是经过合理推断得出的概率。它们也为非理性的实践开辟了道路，这些实践可以适当地称为“魔术”。
人类学家的实时观察：
疾病只是流行病最明显的部分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博士生Haruyama在香港居住，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在了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新闻网站上。在他的分析中，他一层层地揭开了病毒给香港带来的影响：对病毒的恐惧伴随着2003年的回忆，加之不信任感，在新闻报道和智能手机的驱动下，让这座城市变得愈发紧张。这种紧张首先体现在卫生纸上：当社交媒体上出现物资短缺的谣言，人们开始了抢购狂潮，导致整个城市的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了三倍，卫生纸变得稀缺。
今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报告（2019-nCov）指出，“病毒暴发和应对措施伴随着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信息流行病是指信息过多，有些是准确的，另外一些则是谣言。”信息过载令人们很难找到可信赖的资源和可靠的指导。这时，人们更相信数字。然而，如同感染人数取决于检测人数，我们看到的数字也取决于获取方式。于是，人们一边紧盯着数字表，一边体验着集体性的恐慌。
恐慌也伴随着不信任感，这在武汉居民的社交媒体日记中体现得最为严重。在医疗条件不足的疫情初期，人们通过微博发布求助救治信息。随后，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似乎将这种不信任感推向高潮。
要明确和剖析Covid-19病毒完整的传播链路，追踪病毒本身的传播路径只是最基础的工作。除此之外，感染人数、国家动员、相关新闻、民众情感等等，都有病毒留下的痕迹。这些传播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强度前进着，扩张着，似浅实深地影响着每一座城市。Haruyama认为，新冠病毒的猛烈传播可能会以深刻而无法预见的方式重塑香港，以及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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