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平面上升似乎是一个新世纪居民的共同认知。大部分科学家都会认同这样的推测：过去的海平面是稳定的，如今海平面上升是反常的。有专家预测，2100年的时候，全球海平面将上升1.5到3英尺，具体上升多少将取决于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纽约港最近的一项考古发现却与我们习惯的认知相反：考古学家在纽约港发现了被长期淹没的陆地景观，猜测海平面的升降起伏可能不是现在的气候异常导致的，而是海洋的固有特性。
另一则新闻来自UCL的博士生Arnot。她在田野调查后发现，女性成年后和原生家庭的亲密程度，可能会影响她的更年期症状。她在中国南部的调研中发现，对于一些具有“女儿出嫁后仍生活在娘家”习俗的民族来说，女性的更年期症状相对较轻。Arnot认为更年期的荷尔蒙起伏，与人所处的社交环境有着巨大的关联。
30年前的11月，也就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美国国家人类学联会策划了关于“墙”的专题——11月，让我们聚焦于“墙”，看看这个用于划分边界的物体，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
柏林墙被推翻后，隔离墙的瓦砾和板块被人们收集起来，在街道上作为纪念品出售。但是，墙不过是军事化边界最明显的部分。边界不仅仅是155公里长的柏林围墙——人们还要面对潜在毁灭性更严重的、被地雷带缠扰的1393公里的德国内边界。舞台的聚光灯直射着倒塌的柏林墙，但在阴影处还有很多消除军事化边界的工作，等待着冷战后的人们。
作为欧洲冷战的中心地带，德国的内部边界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据估计，当时约有130万枚地雷埋放于此。1984年，为了换取西德的一大笔贷款，东德政府同意拆除地雷，扫雷工作持续到1990年代。迄今为止，约3.3万枚地雷依旧下落不明。这3.3万枚地雷可能被动物引爆，也可能被溪水冲走，埋在人们不常注意的地方。
德国内边界并非是唯一一个被地雷污染的地带。在柬埔寨和泰国的边界，长约700公里、宽500米的Perah Vihear地区，每平方公里大约有3000枚地雷。
2015年马德望省的柬埔寨中心雷区警告。DarcieDeAngelo
柬埔寨的大多数地雷是在1980年代越南占领该国期间被埋下的，当时正值柬埔寨－越南战争（1979–1989年）时期。这道看不见的墙，曾阻止越南军队经由泰国前往柬埔寨。但战争结束后，这道墙却留存至今。
上一场战争的遗留物也参与到之后的冲突中。2011年，泰国军队进入柏威夏古寺这一泰柬争议区域，二十年前埋在地下的地雷再次派上用场。而地雷带不同于混凝土墙，它们无法整体直接拆除，只能逐块地探测和引爆。
据排雷专家估算，单个地雷的安装成本为3-30美元，而清除地雷的成本约为其10倍。清除地雷要面临的也不止是经济上的障碍。在乌克兰、柬埔寨和许多其他受到未爆炸地雷影响的国家，需要扫雷的武装部队、人道主义排雷组织和当地人之间会形成利益冲突。对于某些人来说，地雷可以保护其免受潜在入侵者的侵害。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地雷会带来经济困境、家庭分裂，甚至给儿童造成无法预知的危险。
当我们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的历史，很难意识到柏林墙不仅仅是一个混凝土屏障。“隔离墙倒塌”的叙述掩盖了另外一些历史：德国内边界沿线的裁军，危险的地雷带，还有冷战时期其他地区持续的暴力。
柏林墙并不是光秃秃的。1984年，以特里·诺尔（Thierry Noir）为首的艺术家们开始在柏林墙上涂鸦。在90年代早期，柏林墙开放后，来自21个不同国家的118位艺术家陆续在其上作画。上百幅绘画用不同的艺术方式评论了当时的政治变局。《兄弟之吻》《特拉比》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涂鸦作品。
在这里，墙不仅是一道隔断，还是艺术和历史的载体。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形式，墙壁上的画简单直接地保存了人们关于历史的回忆。人们通过参观墙上的涂鸦，反思和审视曾经经历过的暴力。柏林墙如此，北爱尔兰的共和党涂鸦、班克西的涂鸦作品等亦如此——它们都会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这些涂鸦暴露在阳光下（而非封存在美术馆里），但逐渐褪去的色彩并不影响观众和作品之间的对话。两位学者Molina和Skinner在最近的文章中表达了他们墙体涂鸦这种艺术形式的欣赏，同时认为关于此类艺术，还有更多推广工作等待着人们去做。
倒塌的柏林墙现在已然成为柏林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作为欧洲的“文化大都市”，柏林被称为没有城墙的城市。但是，柏林墙真的成为了历史吗？柏林墙倒塌之后，超过40个国家以“安全问题”和“合法移民”为由，在边境修筑国境墙。相较于冷战时期，欧洲实则有了更多人为的边境墙。
1990年之后，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增长，德国和欧洲重新定义了避难政策，接纳难民人数在2019年达到历史新低。曾经的围墙在西边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失败”，在东边代表着“反法西斯的保护墙”。而今，围墙的两边则是“难民”和“欧洲人”。
另一道墙现在似乎也已立起来了。冷战结束后，世界似乎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愈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似乎否定了欧洲一体化最明显的成就。而在难民问题上，倡导人道主义的地区似乎也在背叛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
被建立起的不仅是区隔难民的墙，还有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阻隔。
在曼谷，混凝土的建筑墙似乎已经阻隔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曼谷城市中的混凝土几乎阻塞了湄南河三角洲的泛洪区。这座每年都要经历季风带来的周期性洪水的城市，曾将运河上的船只视作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临水生活代表着传统文化，现代化则意味着水泥房屋和保持干燥。
（蓝色房屋的墙角处依旧留着2011年洪水泛滥时的痕迹。）
许多曼谷人在他们的店面和住所门口建造了低矮的防水砖墙，但这些砖墙并没有很有效地隔开洪水，反倒隔开了邻居。2011年，曼谷遭遇了特大洪灾，1600万居民受灾，堤坝毁坏，防洪墙被冲毁。等到洪水退去，人们决定用更稳固的方式筑墙。一百年前的泰国居民应该会对现代人的做法感到不解——他们曾经那么自如地与水和平共处。
作为四大自然灾害之一，洪水严重影响了在湿地中建设的工业区和工厂。当洪水退去，工厂老板们立即采用技术更为先进的围墙，以确保围墙中的日资企业不会因此撤资。企业、工厂也会得到泰国政府的洪水风险补贴。这些企业在前往泰国投资设厂之前，应该都考虑到了泰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却没有考虑到湿地选址其实根本不适宜设厂。
政府将12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投资，显示出人们在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向自然索要的“干燥”的权力——运河的水泥河墙几乎完全切断了水源。气候变化促使公民要求建设更多基础设施，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但这种要求也间接地割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相比之下，以前的人们似乎更懂得如何划定洪水的边界。在被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取代之前，高脚房屋并没有封死人们与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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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Angelo, Darcie, and Deborah A. Jones. 2019. “Explosive Landscapes.” Anthropology News website, November 15, 2019. DOI: 10.1111/AN.1312
2. De Miguel Molina, María, and Jonathan Skinner. 2019. “Walls of Expression and Dark Murals Tourism.” Anthropology News website, November 15, 2019. DOI: 10.1111/AN.1310
3. Pappalardo, A. Michael. 2019. “Walls beneath the Waves.” Anthropology News website, November 15, 2019. DOI: 10.1111/AN.1316
4. Whitington, Jerome. 2019. “Bangkok’s New City of Walls.” Anthropology News website, November 15, 2019. DOI: 10.1111/AN.1314
5. Stoetzer, Bettina. 2019. “Europe’s Other Walls.” Anthropology News website, November 15, 2019. DOI: 10.1111/AN.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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