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DHL设定了2030年将物流相关碳排放降至2900万吨以下的明确目标，但其2024年排放量却逆势上升2%，凸显气候行动面临的严峻挑战。欧盟各国在绿色政策、基础设施和法规上的不统一，使电动化等低碳技术难以形成一致的商业逻辑。在全球气候政策波动与行业协同不足的背景下，DHL能否如期兑现其气候承诺，仍是一场目标与现实的艰难平衡。
欧盟各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投资与立法缺乏协调，已成为DHL及其他物流企业在推进气候目标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
DHL集团战略副总裁安德烈亚斯·明德尔（Andreas Mündel）表示：“这种缺乏统一标准的局面，尤其对从事重型公路运输的物流企业造成了显著影响。各国规则各异，使得某些技术从商业角度看变得不具有吸引力。”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我相信，从纯技术层面来看，到2030年实现车队以电动车为主是可行的，但在不同国家，这是否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商业案例却大相径庭。”
安德烈亚斯·明德尔举例称，德国实行了一套“对电动车辆有利”的税费制度；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则尚未建立起支持电动重型卡车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企业目前无法将全部赌注押在电动车辆上，仍需依赖其他技术方案，例如HVO（加氢处理植物油，又称可再生柴油），以满足当前运营需求。
尽管欧洲最大货运物流企业距离实现气候雄心的首个阶段性气候目标仅剩五年，但它们在2024年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
以DHL为例，其与物流活动相关的总碳排放量在2024年达到3380万吨，较2023年增长了2%。而根据其2030年目标，公司计划将这一数字削减至每年不足2900万吨。
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环境也给企业的气候行动带来了压力：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幅逆转了气候政策；而在欧洲，气候雄心同样显现出退潮迹象。例如，欧盟议会与成员国近期就所谓的《综合法案1号指令》（Omnibus 1 Directive）达成一致，其中一项内容便是放宽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要求。
尽管面临种种障碍，且2024年排放量有所上升，DHL集团战略副总裁安德烈亚斯·明德尔（Andreas Mündel）仍坚定表示，DHL有信心如期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
电动化受制于基础设施短板
为实现目标，DHL已为不同运输方式设定了具体子目标。例如，到2030年，公司计划将30%的燃料消耗转向替代能源——涵盖空运、海运及重型公路运输。而对于轻型配送车辆，DHL的电气化目标则更高：DHL希望66%的“取件与派送”任务由电动车完成，2024年这一比例为41.4%。
安德烈亚斯·明德尔解释称，之所以对轻型车队设定更高目标，是因为从技术角度看，这类车辆的电动化转型更为可行。但他也坦言，全面押注电动化并非毫无风险，令人最担忧的技术障碍是，在某些国家，电网改造进展缓慢，难以支撑大规模电动车队所需的电力负荷。
值得庆幸的是，在公路运输领域，DHL拥有大量自有运营车辆，因此能够直接掌控技术路线图和转型节奏。然而，在空运和海运方面，情况则大不相同。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DHL Express拥有自营货机，但其空运业务仍高度依赖第三方承运商——而空运恰恰占到集团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针对这一高排放环节，DHL将重点放在推广“可持续航空燃料”上。然而，SAF的普及仍面临三大障碍：首先，目前法规并不允许飞机油箱100%加注SAF；其次，SAF产能存在不确定性。安德烈亚斯·明德尔指出，当前经济环境使扩大生产的投资风险过高，企业难以承担；此外，一些批评者质疑SAF是否真正具备可持续性。
在海运方面，DHL则完全依赖外部船公司，对船公司采用何种技术、何时转型几乎无法施加直接影响。安德烈亚斯·明德尔坦言：“影响供应商远比改变我们自己的运营要困难得多。在海运领域，我们几乎完全仰赖承运商提出解决方案。所幸许多合作伙伴已试点船舶可持续燃料技术，而我们也在持续敦促他们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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