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深陷经济与政治双重危机
结构性问题叠加腐败风波,改革举步维艰
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国,巴西正面临自上世纪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2015年,其GDP萎缩3.8%,创25年来最差表现,超过150万人失业。据巴西央行预测,2016年经济将继续下滑3.45%,若成现实,该国将经历有记录以来最长且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两年内GDP累计收缩超7%。
通货膨胀持续攀升,从2014年底的6.41%升至2016年1月的10.71%;失业率在2015年10月达7.9%。标普和惠誉已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外部冲击加剧困境: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联储加息引发资本外流。过去十年,巴西受益于原油、铁矿石和农产品出口的“超级周期”,年均增长达3.9%。但自2011年起,瑞信编制的大宗商品指数下跌逾40%。2015年出口同比下降14.1%,较2010年高点下降超25%。雷亚尔兑美元贬值超33.3%。
结构性弱点制约长期发展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内结构性缺陷。巴西制造业生产率在OECD 41国中排名倒数第四,2015年产出下降9.7%,为2004年以来最低。贸易保护政策使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以汽车业为例,产业退化至仅保留低附加值微型车组装线,且因无对外自贸协定及质量不达标,产量在2013至2015年间骤降35%。
财政结构失衡尤为突出。尽管人口年轻化,养老金支出却占GDP的11.6%,高于日本,接近德国和瑞典水平。居民最低福利等同最低工资,后者十年间上涨近90%。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50岁和55岁,比OECD国家平均早约10年。
1988年宪法确立了“福利权利受保护”原则,形成公共开支“易增难减”的棘轮效应。联邦支出占GDP比重从宪法实施前不足10%升至如今的18%,总公共开支超GDP的40%。约90%预算受法律刚性约束,难以调整。
2015年,不含利息的基础预算赤字达1112.5亿雷亚尔(约272.9亿美元),占GDP的1.88%,较2014年增长两倍以上。含利息的总赤字达GDP的10.34%。巴克莱预计,到2019年,政府债务将升至GDP的93%,在主要新兴市场中仅低于乌克兰和匈牙利。若以债务与主权财富之比衡量,巴西负担甚至高于日本和希腊。
政治动荡阻碍改革进程
当前经济危机与严重政治动荡交织。总统罗塞夫因涉嫌选举舞弊面临弹劾,支持率跌至8%。前总统卢拉被警方调查,牵涉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数十亿美元腐败案。国会多达32名议员涉案,多数来自执政的工人党。
根本性改革需修宪推动,但在政治分裂背景下,立法机构无力聚焦经济议题。政府目前措施集中于加税和削减可自由支配支出,效果有限。2015年上任不满一年的财政部长莱维被迫辞职,凸显紧缩改革面临巨大政治阻力。
巴西央行陷入“财政主导”困境:为抑制通胀,基准利率自2014年10月起上调至14.25%,但在经济萎缩背景下难以进一步加息,否则将加剧债务风险。
历史上,巴西曾多次应对危机——1990年代初总统遭弹劾、1980年代恶性通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2005年政坛丑闻等。但此次罕见地同时遭遇内外冲击与政经双重波动。此前每次危机时,总有有利条件缓冲冲击,如今则无一具备。
能否从过往教训中汲取经验,决定巴西未来走向。若无法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经济复苏前景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