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困局：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之困

经济停滞、社会失衡与治理难题交织，多国长期难越发展瓶颈

本文来源：新华网

记者：陈威华　赵焱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至2014年，其人均GDP仅约11345美元，仍未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之下，韩国1980年人均GDP仅为2200美元，不足巴西一半；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该数据将达3.66万美元，超过巴西两倍以上。

“中等收入陷阱”指一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因未能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增长动力衰竭、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

按世界银行标准，拉美33国中除海地为低收入经济体、部分加勒比小国属高收入外，其余如巴西、阿根廷等均为中等收入国家，整体长期徘徊于同一发展水平，难以晋级高收入行列。

二战结束后，拉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落后，阿根廷、智利甚至高于部分欧洲国家。到上世纪70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均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50至1980年是拉美经济“黄金期”，地区年均增速达5.3%；其中巴西在1968至1973年间年均增速超10%。

当时普遍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本土工业品替代欧美制成品进口，减少对外依赖。但这一内向型发展模式引发经济结构失衡、外贸萎缩、投资不足和资金短缺，迫使各国大量举借外债。1970至1980年，拉美外债从270亿美元飙升至2310亿美元。

70年代能源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萧条，拉美融资困难，内向经济又削弱偿债能力，“债务危机”爆发，严重冲击发展进程。1980至1990年，地区年均GDP增速仅1.2%。

21世纪初，大宗商品繁荣带动拉美经济增长，巴西、阿根廷、智利一度显现突破迹象。但随着周期结束，经济再度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滑，重回“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同期，法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在1979至1995年间陆续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行列。韩国与中国香港耗时18年，日本与新加坡为19年，而拉美国家平均滞留超40年，阿根廷长达53年，至今未见突围希望。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雷吉思·波内利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动力耗尽时应适时转型，若待危机集中爆发再调整，社会代价极高。1973年石油危机已暴露巴西增长模式问题，但其未能及时变革，错失升级良机。

实现社会公平是经济发展关键目标。拉美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重发展、轻分配”或“先发展、后分配”现象。美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2003年拉美最贫困30%人口仅获7.5%国民收入，而最富裕10%却占有60%，基尼系数高达0.6。

巴西经济学家罗尼·林斯认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过快发展。1930年拉美城市人口仅3000万，1990年增至逾3亿，2000年城市化率达78%，乌拉圭达93.7%，阿根廷89.6%，巴西80%。

过度城市化带来失业激增、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下降。里约热内卢数百个山头贫民窟成为犯罪温床，衍生严重社会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削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贫富悬殊更引发社会动荡，反向制约经济发展。

为摆脱困境，上世纪90年代拉美推行结构性改革，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外向型发展，实施市场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

改革顺应全球化趋势，助力走出债务危机，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90年代后期弊端凸显：过度强调市场功能，忽视宏观调控，出口、投资、消费关系失衡，社会发展被忽略，失业上升，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社会矛盾加剧。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费尔南多·维洛佐指出，人力资本投入停滞、教育质量低下等因素加重转型难度，形成制约竞争力的“巴西成本”。

曾任巴西战略事务部部长的瓦加斯基金会学者马塞洛·内里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在于实现经济、资源环境以及战略政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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