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为美国纽约大学西葡语言文学教授，研究领域涵盖拉丁美洲文学、比较文学及后殖民文化研究。其代表作《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深入剖析18世纪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角色，提出“接触地带”概念，阐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互动。该书由方杰、方宸翻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出版，是旅行书写与后殖民批判领域的经典之作。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美洲的金银与资源推动了欧洲发展，但殖民封锁使真实的新大陆长期模糊不清，成为财富与梦想交织的乌托邦。独立运动前，欧洲人对美洲的认知主要依赖旅行者的记述，这些文字真假交织，构成了旧大陆对新世界的初步想象。

普拉特在书中提出“接触地带”概念，指不同文化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持续互动的空间。她将欧洲旅人视为“接触者”，他们虽非亲历所有现实，却主导了关于美洲的知识生产。

这些“接触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猎奇者，多为商人、士兵或冒险家，以夸张叙事满足欧洲读者猎奇心理；另一类为科考者，致力于采集地理、生物与矿产资料，提供相对严谨的记录。两者常有交集，如1735年法国科学家拉·孔达米纳率领的南美考察队。尽管受西班牙监视，团队仍完成大量测绘并带回珍贵标本。然而内斗频发、成员失踪，尤其数学家戈丹之妻孤身穿越安第斯山脉寻夫的故事广为流传，远超其科学成果本身的影响。

普拉特以约翰·斯特德曼和亚历山大·洪堡为例，分别剖析猎奇与科考两种书写模式。斯特德曼作为荷兰雇佣军，在苏里南追捕逃奴期间写下《关于五年征伐苏里南起义黑人的叙事》，书中描绘种植园暴政、种族压迫与热带疾病肆虐，充满暴力与情欲描写，畅销欧洲三十余年。他对土著称颂为“高尚的野蛮人”，体现启蒙时代对原始纯真的理想化想象。

他与穆拉托少女乔安娜的情感经历更具象征意义：两人同居生子，乔安娜始终拒绝欧洲文明规训，保持自然状态下的忠诚与自主。她的早逝与斯特德曼的挽歌强化了悲剧色彩，其叙述真实性虽存疑，但成功迎合了读者对异域爱情与道德冲突的审美期待。

与之相对，亚历山大·洪堡则以科学实践挑战“美洲退化论”。该理论由布丰提出，声称新大陆物种弱小、人类低等，反映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洪堡通过实地考察，在秘鲁、新格拉纳达、墨西哥等地系统记录自然与社会状况，用数据反驳这一成见。

他不仅关注地质与生态，也揭露殖民经济的残酷本质：蔗糖产业依赖奴隶血汗，靛蓝种植取代粮食作物，贸易需求扭曲地方经济。他认为殖民制度不道德，奴隶制更是野蛮，主张改革。尽管如此，他的考察仍依赖殖民网络——村庄、道路、仆役与向导均由西班牙体系支撑，显示出知识分子与帝国结构间的复杂关联。

洪堡心系美洲未来，却存在价值取舍：他慷慨分享墨西哥情报予杰斐逊，却婉拒后期政治合作请求。晚年感叹若能定居奥里诺科雨林或安第斯高山，实为对现实失落的投射。其理想化美洲，某种程度上仍是逃避之地。

正如《帝国之眼》封面所示：欧洲旅人坐于土著肩扛的背椅之上，翻阅前人游记，身后跟随骡队与行李。这一画面隐喻了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旅行者虽亲临现场，却以居高临下的视角定义美洲，用欧洲分类命名万物，将自身理想投射于异域。

无论是猎奇者的幻想，还是科学家的理性，其观察皆无法脱离帝国视野。普拉特指出，旅行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无恶意的霸权”，博物学亦服务于欧洲商业扩张。遥远的美洲，既是被凝视的他者，也是欧洲自我投射的镜像。

参考资料：

1.《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2.《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德]安德烈娅·武尔夫著，边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3.《差异的面纱：文学、人类学及艺术中的文化表现》，[英]戴维·理查兹著，黄若容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4.《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王晓德，《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