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拉美本土发展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概念、分析框架和方法上吸收了剩余价值、先进国—落后国二分法、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综合方法等核心要素。结构主义与依附理论将其应用于拉美发展实践，提出中心—外围关系、依附性发展、外围资本主义危机等创新观点，不仅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主要概念与基本分析框架的继承与发展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限，但其理论遗产深刻塑造了拉美结构主义与依附理论的形成路径。

1. 剩余概念的重构与应用

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边缘化，而拉美学者普雷维什重新引入并定义“结构性剩余”：当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时，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率增长，形成剩余。这一剩余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来源，并构成普雷维什理论体系的基础。

2. 全球视野与二元分析框架的延续

从马克思的全球资本主义观察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框架，再到巴兰的工业国—农业国划分，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国际经济结构的不平等。普雷维什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心—外围”模型，指出中心国掌握技术创新、资本输出与周期主导权，外围国则受其深刻制约。弗兰克以“宗主国—卫星国”、多斯桑托斯以“帝国主义中心—依附国”进一步深化该框架，揭示国际分工中的权力不对称。

3. 阶级分析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拓展

结构主义初期侧重经济机制分析，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失败及军事政变频发背景下，普雷维什承认必须超越纯经济视角，将社会结构纳入考量。他虽未直接使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术语，但通过“社会上层、中层、下层”的划分，实质上依据生产资料占有程度进行阶级定位，并指出上层集团兼具经济权力与政治影响力，可操控政策谋取利益。

依附理论更系统运用阶级分析，卡多佐强调拉美发展由内部阶级互动决定，而非完全受制于外部力量。他将传统寡头、中产阶级及跨国资本纳入分析，认为重大变革伴随阶级关系重组，为理解拉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二、中心—外围关系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强调先进国家对外围地区的支配作用，而结构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即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数据的实证分析，普雷维什发现：中心国工业品价格并未因生产率提高而下降，而外围国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根源在于二者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收入增长带动制成品需求上升速度超过其生产率增速，维持高价；初级产品则缺乏弹性，供过于求致价格下跌。

这一发现揭示了国际交换中的结构性不公。尽管争议尚存，但该理论深化了对全球价值链分配机制的理解。由此出发，结构主义与依附理论认为，中心国既提供技术扩散与投资动力，也造成依附性压力，外围国家难以被真正同化。唯有通过自主工业化与区域一体化，才能缓解不利影响。

部分依附论者如弗兰克激进主张“欠发达是发达的产物”，视两者为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卡多佐则强调依附国内部主体能动性，认为阶级集团和社会运动可选择延续、调整或打破结构性依附关系。东亚崛起经验印证了后者观点的有效性。

三、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比较与延伸

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源于利润率下降与生产过剩，而结构主义聚焦剩余分配矛盾。普雷维什指出，外围国家大部分剩余被上层集团用于奢侈消费或被膨胀的国家机构吸纳，加之中心国对外围剩余的攫取，导致可用于民生和再投资的部分严重不足。当劳工阶层争取分配权利时，易引发工资—物价螺旋上涨，触发恶性通胀与秩序崩溃。统治集团往往诉诸压制手段恢复积累秩序。

在危机成因上，双方均认同剩余分配不公为根本动因；但在出路方面存在分歧：结构主义倡导渐进改革与中间道路，依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则倾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根本变革。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为拉美本土理论提供了关键概念与方法论支撑。结构主义与依附理论通过对拉美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剖析，不仅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反过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南方的传播与演化。

作者：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综合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