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经济奇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密码
政策稳健、逆周期调控与开放多元的“智利模式”启示
作者简介：芦思姮，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拉美经济与公共政策。
拉丁美洲长期被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区域。尽管多数国家在20世纪中叶开启现代化进程，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停滞。然而，智利作为拉美例外，凭借稳健的社会经济体系，于2010年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为除墨西哥外唯一成员国，其发展路径被国际社会称为“智利模式”。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后，多数拉美国家长期难以突破1万美元门槛。而智利自20世纪90年代推行外向型改革以来，经济持续腾飞。2017年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显著领先于地区平均水平。这一跃迁背后，是高质量制度构建对资源依赖困境的有效破解。
图1 智利与拉美人均GDP变化情况（1960-2017）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20世纪60年代起，智利内向型工业化模式弊端显现。1973年皮诺切特执政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虽经历80年代债务危机冲击，但坚持改革方向不变。1990年民主化转型后，历届政府延续外向型发展路线，并强化社会政策配套，保障了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本文从制度视角解析智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聚焦三大维度：政策实施的稳健性与可预期性、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与逆周期性、对外发展理念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政策实施的稳健性与可预期性
拉美多数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策短视且缺乏连贯性，公共资源常用于短期政治利益输送，削弱长期发展动能。相比之下，智利自1990年民主化以来，左右翼政权轮替未引发重大政策转向，核心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增强了政策可信度与投资者信心。
依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智利在政府效能与政治稳定性方面远超拉美平均水平，反映出公众对公共部门运行效率和政策承诺履行的高度认可。这种制度信任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溢价，形成财政收入与投资激励的良性循环。
以墨西哥为例，尽管油气资源财政收入增长，但政局动荡削弱外资信心，导致主要油田产量下滑。而智利通过税收优惠提振铜矿领域私营投资，同时依托国有铜业公司（CODELCO）保障财政基础。随着制度信誉建立，即便提高资源税负，亦未引发外资反弹，实现财政增收与投资扩大的双重目标。
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与逆周期性
拉美经济结构过度依赖初级产品，抗周期能力薄弱。多数国家虽设立稳定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但受政治压力影响，常将资源暴利用于短期支出，导致逆周期机制形同虚设。
智利则建立了结构性平衡财政规则，通过高度透明的资源收益管理机制隔离铜价波动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其经济和社会稳定基金具有鲜明逆周期特征：在铜价高涨期（如2007–2008年、2010年、2012–2013年）累计收入约218亿美元；在经济下行期（如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后铜价下跌）支出达109亿美元，用于稳定宏观经济。
特别是在2009年危机应对中，政府动用前期积累资金的一半实施救市，彰显主权财富基金作为“经济稳定器”的实效，标志着逆周期管理制度的成熟。
对外发展理念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智利奉行自由开放的对外战略，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圈。作为APEC、TPP及拉美太平洋联盟成员，长期推动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截至2018年，已与十余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协定，是中国在拉美首个自贸伙伴并完成升级谈判。
该国定位为“亚太与拉美的纽带”，致力于连接亚洲市场与南美大西洋沿岸国家。这一多元化布局不仅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增强抗外部风险能力，也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在投资环境方面，智利实行外资国民待遇，营商环境居拉美首位，全球排名靠前。政府还出台税收优惠和支持措施，鼓励科技研发与新能源项目投资，提升跨国企业回报预期。
启思与展望
智利之所以能突破“资源诅咒”，根本在于其高效治理体系与共识导向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强，体现在政策跨期可信度高、问责机制健全，立法、司法与公民社会有效制衡权力运行；另一方面，全社会就资源收益审慎使用、储蓄投资长效机制达成广泛共识，遏制寻租腐败，提升监管质量。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制度改革的预期收益高于成本时，变迁才能发生。智利各届政府通过实绩展现外向型模式的发展红利，逐步扭转社会偏好，推动从个人寻利向国家发展共识转变。
面向未来，智利正推进两项关键调整：一是顺应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需求升级趋势，优化初级产品附加值与产业链结构；二是借助主办APEC峰会与全球气候大会契机，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智利的成功印证，“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不仅依赖资源禀赋，更取决于制度质量。政策稳健性、逆周期调控能力与对外开放格局，共同构成“智利模式”的核心内涵，为资源型经济体提供重要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