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不仅带来公共卫生危机，也深刻影响全球政治格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约翰·格雷指出，全球化时代正趋于终结，民族国家在应对重大危机中的主导作用愈发凸显。为探讨疫情对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影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于2020年启动“新冠疫情与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本文节选其中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报告《拉美的选举与抗议：新冠疫情的影响》，聚焦疫情如何加剧该地区民主治理困境。

疫情暴发前，拉美已深陷治理困局。尽管部分国家领导人因迅速响应疫情而短暂提升民意支持率，但防疫措施客观上削弱了选举和抗议等关键民主问责机制。联邦制国家面临央地协调难题，近半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进一步放大了疫情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一、民主问责机制受限

2019年，拉美多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智利和玻利维亚尤为典型。智利因地铁票价上调引发持续数月的社会运动，诉求逐渐转向宪政改革；玻利维亚则因总统选举争议导致莫拉莱斯辞职流亡，陷入权力真空。在此背景下，选举与抗议被视为缓解政治极化的核心途径。然而，新冠疫情迫使乌拉圭、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巴拉圭等国推迟地方选举，公众集会亦被严格限制。

社交媒体难以替代线下抗议的实际动员效果，其用户主要集中于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无法覆盖广大底层民众。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民众不满情绪无从释放，民主问责机制实质弱化，政治体制稳定性面临更大风险。

二、政治冲突持续升级

疫情防控需跨层级政府协作，但在联邦制国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显著影响治理效能。阿根廷总统在地方政府采取隔离措施后跟进并协调各省，形成相对统一应对；而巴西和墨西哥总统则对疫情风险持怀疑态度。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公开反对州级隔离政策，解雇卫生部长，并参与反封锁游行，加剧了府院对立。

民意呈现高度极化：2018年支持博索纳罗的选民普遍认可其防疫立场，而反对者则强烈批评政府应对不力。单一制国家如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因总统反应及时，支持率一度上升。但这种以总统为核心的抗疫模式潜藏风险：高支持率可能被用于削弱立法监督与司法制衡，如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强化行政权力；低支持率则易引发政治对抗，巴西国内已出现弹劾讨论。无论何种情形，民粹式执政均可能侵蚀制度平衡。

三、经济压力加剧社会不满

拉美大量人口依赖非正规经济维持生计，防疫隔离导致收入中断，贫困问题急剧恶化。2019年经济放缓已使新中产阶级显现出脆弱性，疫情进一步暴露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随着“聚旗效应”消退，民众将重新依据经济表现评估政府绩效。

智利、玻利维亚等本就存在严重社会矛盾的国家，或将更早面临反弹压力。在委内瑞拉等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政府借疫情加强社会管控，权力集中趋势明显，增加未来局势失控风险。在普遍实行强制投票的拉美地区，如何创新政策路径、重建政治问责机制，已成为民主治理的紧迫课题。

撰稿：金晓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