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华侨华人（中国移民）、中外关系史及东南亚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巴西是拉丁美洲最早且华侨华人数量较多的国家之一。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前，华侨华人赴巴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其背景、来源地、类型与规模各不相同。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华民国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巴西移民的历史脉络与发展特征。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巴侨务交涉与华侨移民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巴西率先承认新政权。1915年，巴西提出修订1881年《中巴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增加“禁止贩卖鸦片”条款，并要求对中国侨民犯罪案件进行通报。尽管清廷曾签署多份含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起推动“修约”外交，逐步争取废除列强在华特权。

1942年11月，巴西宣布自1943年1月1日起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同年8月20日，中巴签署《友好条约》，其中第四条规定两国人民在对方领土享有与第三国同等的旅游、居住与经商权利，取代了旧有条约，正式终结巴西在华治外法权。1946年，双方再签《文化专约》，旨在促进科技文化交流，但因国内战乱未能实施。

民国时期（1911–1949），自由移民增多，相关记载渐趋丰富。据B·沃列斯基与A·H·格格林金统计，1920–1930年间有83.5万人移居巴西，主要来自欧洲。相较之下，华人比例极低。据中国驻巴公使馆调查，1931年旅巴华侨为820人，1940年降至592人，至1949年仍未超过千人。这一数据受限于统计缺失、死亡因素以及早期华侨高度融入当地社会。

B·B·沃列斯基、A·H·格林金 著

（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阶段赴巴的“老华侨”多为广东籍自由移民，主要从事小商业经营或受雇劳作，生活艰苦但可维持生计。经营领域集中于杂货店、咖啡馆与中餐馆。另一重要群体为浙江青田籍华侨，多自欧洲转迁而来。最早记录包括陈瑞丰、邱仁丰、叶秀明等人于1910年前后抵巴。王益宗与徐志仁同为1914年持民国护照经上海赴阿根廷，次年转入巴西，分别定居阿雷格里港与里约热内卢。

1920年后，近百名青田人陆续抵达巴西，初期集中于里约热内卢形成首批聚居群体。如徐伯岩1927年经上海、法国巴黎转道巴西，入境时曾遭歧视性体检。二战期间，青田籍移民几乎中断，已知仅有约90人前往，多数滞留里约热内卢。

1937–1949年，国内战乱频仍，中巴交通阻断，华侨归国困难。抗日战争期间，澳门因葡萄牙与巴西的政治关联得以免遭日军占领，成为维系中巴联系的重要通道。部分华侨归国途中经澳门听闻家乡惨状，最终选择折返巴西，终老异乡。

总体而言，19世纪中国移民巴西人数稀少，远低于秘鲁等邻国，主要从事农业、筑路与采矿。合同期满后多转向零售、餐饮与洗衣业。进入20世纪后，大陆直接移民仍有限，而来自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移民逐渐增多。

三、20世纪50–70年代迁居巴西的华侨华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战后中国移民巴西的高峰期，华侨人数显著上升。背景在于1945–1949年内战导致对外移民秩序瓦解。自50年代起，拉美地区华侨格局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来自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移民增加，尤以港台企业家为代表；二是大陆本土移民基本停滞，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仅少数人通过特殊渠道赴巴。

（一）来自港台的江浙籍大企业家

该群体原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多迁居香港后再赴巴西，祖籍集中于江苏、浙江，尤以上海为经营中心。他们携带雄厚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在巴西投资设厂，显著提升华人形象与经济地位，成为巴西华侨史上的转折点。

例如，1950年留德学者钱子宁联合港台数十位富商创办中元造纸厂，带动200余名华侨入境巴西，标志着华人资本的大规模进入。

（二）来自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与军政人员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迁台带来大量人口，叠加高自然增长率，致使台湾面临粮食压力，推动向外移民。与此同时，中南美洲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各国鼓励外来垦殖，形成“推—拉”合力。巴西作为拉美最大国家，自然条件优越，成为首选目的地。

台湾当局初期支持民众移民南美，后转为不鼓励亦不禁绝，要求申请者具备农工技能且非役男身份，不提供财政支持。在此背景下，民间自发移民持续不断。自1963年“慕义六家族”起，举家迁移现象频现，延续至90年代初。

此外，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普遍存在“暂居心态”，一旦岛外局势动荡即萌生移民意愿。此类中上层人士移民巴西，主要出于家族安全与财产保全考虑。台湾移民的到来极大推动了华侨数量增长：1959年达6748人，1967年升至17490人。

60年代起，部分台湾移民赴巴从事农业开发。“慕义六家族”为典型代表，属集体农业移民先驱。出发前已联络在巴亲属杨毓奇等人接应，并准备农具。1963年7月，六家庭获签证启程，同行者还包括教会成员及外交人员共50余人。轮船由荷兰籍客货轮从横滨至基隆接送。“六家族”后代多散居各地，从事多元行业。

另有一批为台湾美浓客家人，源自广东梅州，早期聚居台湾南部务农。自60年代起陆续移居巴西，可能受内埔乡客家影响或农耕队归台人员宣传所致。美浓客家人多以家族形式迁移，重视血缘纽带。至70年代，数百人迁至累西腓经营农场，今其后裔逾千人。相较而言，外省籍台湾移民较少务农，多经商、开餐馆或从事文教事业。

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同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加剧台湾社会不安，促使更多华人从印尼、菲律宾等地转向巴西。彼时巴西经济起飞，对外来移民持开放态度，被视为“移民天堂”。同时，越南局势紧张也促使与美军相关的华人寻求出路，纷纷加入港台移民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多数台湾移民先抵巴拉圭，再进入巴西，主要集中于伊瓜苏边境地区，从事跨境转运贸易，亦有部分迁往圣保罗。台湾移民整体教育水平较高，据萧金铭神父回忆，1960年代巴西签证部门曾设定门槛，优先接纳工程师或技工。首批20户经筛选获批，后续移民亦多具专业背景，日后多成就显著，子孙不乏工程师、教授与农场主。

然而，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抵巴后面临就业困境，高不成低不就，理想中的“天堂”变为现实中的困顿之地，产生强烈失落感，怀念台湾生活，思念亲人。

（三）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

1949–1979年间，大陆公民出国极少，但并非完全空白。部分人因继承家业或亲属召唤，通过合法途径赴巴。1974年8月15日，中巴正式建交，此前巴西长期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大陆居民赴巴需经特殊渠道。

家族传承是主要动因。如浙江孙特英家族：其祖父1925年抵巴，1958年孙父由香港乘船赴巴，此后全家陆续迁入，至今发展至约200人，已有六代传人。类似案例还有广东台山苏新亮家族，自1955年起多代亲属相继赴巴，至1993年大部分族人完成迁移。

梅裔辉家族则体现互助模式：20世纪80年代起，他协助国内兄弟及亲戚共70余人移民巴西，并提供安置、语言培训与创业支持。

此类移民均依赖海外亲属邀请，通过正规审批流程办理手续，涉及生产队、地方部门层层审批。完成后赴深圳等待通关至香港，再办台湾当局“护照”及目标国签证，最终购船票经数月航程抵巴——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漫长的海上移民路线之一。若无直系亲属在巴，则几乎无法实现迁移。

（四）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

除中国大陆与港台外，非洲葡语区亦为重要来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莫桑比克一批华侨移居巴西。中国人初至莫桑比克约在130年前，多来自粤闽沿海，亦有被澳葡政府充军者。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实行国有化政策，冲击华侨资产，促使其大规模外迁。

同为葡语国家的巴西成为首选。据圣保罗大学2018年研讨会论文披露，这批广东移民曾在莫桑比克跻身精英阶层，被称为“葡萄牙良民”。革命后被迫流亡巴西，定居库里提巴。当葡萄牙拒绝为其续发护照时，他们愤而撕毁证件，决定入籍巴西。虽保留部分葡式生活习惯，但仍逐步恢复中华文化认同，并积极融入巴西社会。

第一届巴西华人移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圣保罗大学召开

（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外，印尼排华事件也曾促使部分华侨迁往巴西，但因缺乏聚居社区，后裔下落不明，可能已分散融入当地社会。

华侨移民在巴西立足，离不开先期侨胞的支持。无论是接应、安顿还是职业引导，前辈侨民的作用至关重要。

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2第二辑，文中部分文字基于圣保罗大学束长生副教授建议略作调整，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