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区域间关系”的历史重构与当代意义
基于中国立场的边疆思想史视角
袁剑
作者简介：袁剑，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校外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研究与中亚研究。
内容提要：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区域，亚洲正从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中的“边缘”转向全球核心地带，激发了学界对“亚洲作为方法”的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探索基于中国立场的亚洲“区域间关系”成为新趋势。本文结合历史与现实维度，提出从边疆思想史延伸出的分析路径，揭示这一关系结构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可能。
关键词：区域间关系 亚洲 边疆思想史 历史实践
一、亚洲的区域间意义
欧亚大陆长期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舞台。布热津斯基指出，其占据地缘政治中枢地位，控制欧亚即掌控世界主要人口、资源与经济总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古典文明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各区域平等交流，共同推动人类发展。然而自17世纪起，随着海洋航路开拓与殖民扩张，世界重心转向西方，亚洲在近代竞争中逐渐边缘化。
这一转型充满冲突。奥斯曼帝国在《卡尔洛维茨和约》后步入衰落，内部改革尝试融合欧洲军事技术与传统制度，但未能扭转颓势。南亚的莫卧儿帝国则因外来统治缺乏民众支持，在英法等殖民势力介入下最终瓦解。这些案例表明，亚洲各国近代转型路径各异，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特征。
与此同时，欧洲自身也在重构空间认知。福柯指出，17世纪初“欧洲”概念形成，表现为非统一性、多国并存、内外区分明确的地缘政治实体，并建立起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控制与殖民关系。相较之下，“亚洲”虽曾被定义为“非欧洲”的混杂区域，但其内在同样具备有限共同体、非等级结构及大国差异等特征。关键区别在于，亚洲与世界的联系更倾向于结构性互动与协作，而非单向支配。
理解这种以联系、互动为基础的“区域间关系”，有助于构建内含中国的亚洲图景，以及身处亚洲的中国自我认知。
亚欧大陆地形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从“亚洲作为方法”到“区域间关系”路径
20世纪后半叶亚洲崛起，催生“亚洲作为方法”的学术思潮。沟口雄三倡导“从亚洲出发思考”，陈光兴认为该命题旨在超越后殖民批判局限，通过转移分析场域，重建去帝国化的另类知识体系。葛兆光、孙歌、汪晖等学者进一步指出，亚洲概念源于欧洲“世界史”叙述，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即是其衍生物。在此框架下，亚洲常被视为与欧洲现代性对立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其本土价值被长期压抑。
本文主张将“边疆思想史”拓展为理解亚洲“区域间关系”的路径。该视角关注历史中“人文—地理”关系的演进，尤其适用于分析中国疆域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多元互动。将其扩展至亚洲层面，可为理解洲域内部区域间的结构性关联提供思想史支撑。
滨下武志的研究亦表明，仅从朝贡体系理解中国或亚洲秩序存在局限。他强调应从亚洲内部国际贸易与国际秩序的历史纽带中把握近代亚洲的形成，并以此重新定位中国近代化进程。当前亚洲研究常以西方为参照，易陷入碎片化传统确认，缺乏整体性自觉。唯有深入分析区域间关系的生成逻辑与具体实践，方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亚洲自己的认识”。
亚洲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亚洲“区域间关系”的历史图景与当代实践
亚洲“区域间关系”具有深厚历史根基。古代中国以“礼”为核心构建社会政治秩序，钱穆指出中国立国重“向心凝结”而非向外征服。沃格林与史华慈均强调，“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维系等级、权威与王权的社会整合机制，并深刻影响区域秩序形态。此类以礼仪为基础的制度实践，在广域文明国家中普遍存在，构成亚洲文明共性之一。
超越单一文明体的关系网络，则提供了跨区域互动的前提。“丝绸之路”是典型代表。它不仅是一条商路，更是连接旧世界各民族的重要纽带。汉代贸易呈接力式展开：中国人运货至敦煌，贵霜人（或粟特人）经西域转运，波斯人接续西行，最终由地中海商人送达罗马。这种分段贸易模式促成了横跨亚洲的经济与文化联动。
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贸易之路”亦显示，早在古典时代，欧亚草原已存在贯穿北疆的族群交往通道。这些历史实践共同塑造了亚洲内部的互动结构。
中外相互认知史进一步丰富了区域关系图景。公元5世纪亚美尼亚史家摩西在其著作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描述其富庶、和平、产丝与香料，反映出早期跨文明认知。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的认知互动，亦构成亚洲知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亚洲在传统与殖民张力中发展出新的地方性关联。埃德蒙·R.利奇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的研究揭示，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交叠地带，长期扮演“文化中间商”角色。弗雷德里克·巴斯对帕坦人与俾路支部落关系的分析，则反映了中亚与南亚边疆在英俄大博弈背景下的动态变迁。
秦始皇（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丝绸之路地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埃德蒙·R.利奇（Edmund Leach）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理解“我们的关系”：一种新的可能
钱穆提醒，制度具有国别性与地域性，不可简单移植。理解本国制度特质，是认识周边秩序的基础。丝绸之路的历史启示我们，亚洲内部早已存在复杂而深刻的区域间联系。然而欧美长期以割裂视角看待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问题，缺乏整体性洞察。
21世纪的亚洲正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叙事，迎来重新定位的历史契机。从中国边疆思想史出发，构建对亚洲“区域间关系”的新认知框架，既是学术需要，也是时代责任。这种关系认知不仅限于亚洲，还可延伸至拉美等第三世界区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与创造性的全球“区域间关系”结构。
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1第一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