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斯·布兰卡斯·内里亚（Andrés Blancas Neria）

作者简介：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墨西哥新政府执政初期的经济政策成效，分析其面临的内外挑战。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美博弈加剧及新冠疫情冲击下，墨西哥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尽管新政府以“第四次变革”为口号推进反腐败和社会改革，但在经济领域仍延续部分新自由主义政策逻辑，尤其在财政紧缩、外资依赖和《美墨加协定》框架下难以实现突破性发展。如何推动可持续增长、提升产业自主性并摆脱外部依赖，成为其核心挑战。

关键词：墨西哥新政府 墨西哥经济 新自由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次变革 美墨加协定

一、概述

墨西哥新政府以“第四次变革”为执政理念，致力于根除长期存在的系统性腐败问题，重塑国家治理模式。通过取消前总统养老待遇、削减高官薪酬、打击油气盗窃等措施，初步展现了与以往政权的决裂姿态。然而，在经济政策层面，尽管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实际政策却呈现出矛盾特征：一方面强调国家主导发展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仍受制于财政纪律、低通胀目标和市场稳定要求，实质上延续了部分新自由主义框架。

特别是在被迫接受《美墨加协定》（USMCA）替代《北美自贸协定》（NAFTA）后，墨西哥进一步被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体系中。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新冠疫情爆发，使外部需求萎缩，墨西哥面临严峻增长压力。2019年经济零增长，2020年预计下滑6.6%，凸显其经济结构脆弱性。

二、国际格局中的墨西哥：夹缝中的经济体

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经历深刻调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高速增长，GDP占全球比重显著上升；而美国虽仍居首位，但其经济占比呈下降趋势。1981—2019年，中美两国合计占全球GDP平均达34.8%，2019年更高达41.1%。在此背景下，中美竞争重塑全球产业链与贸易规则，墨西哥作为美国近邻和重要贸易伙伴，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地缘经济博弈。

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8年达历史高点8870亿美元，其中对华逆差尤为突出。同时，美墨贸易也呈现持续扩大的逆差趋势。这使得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然而，这种依附型贸易关系并未带来同步的产业升级或收入提升。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全球增长预期下调。国际贸易紧张、政治不确定性增强、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作用，使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仅约3%，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IMF预测2020年世界GDP将下降3%，发达经济体下降6%，墨西哥降幅达6.6%。美国结束长达十年的增长周期，进入衰退，进一步拖累北美供应链。

在此背景下，墨西哥外部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出口收缩，经济陷入停滞。新政府虽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路径，但《美墨加协定》的签署实际上强化了对美依赖，并引入更严格的劳工审查机制，限制政策自主空间。

三、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源：从汉密尔顿到特朗普

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施压并非始于特朗普，而是植根于其建国以来的保护主义传统。尽管常以“自由贸易倡导者”自居，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促进本国工业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是全球保护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被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故乡和堡垒”。

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应通过关税保护、出口补贴、财政支持和技术引进等方式扶持新兴产业。这一战略成功推动美国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强国。直至二战后，美国才因实力优势转向倡导自由贸易。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图片来源于网络）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正是对汉密尔顿传统的回归。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对中国和墨西哥加征钢铝关税，发动贸易战，本质上是出于维护美国产业竞争力和地缘政治主导权的战略考量。此举不仅服务于选举政治，也反映了美国对自身相对衰落的焦虑。

讽刺的是，美国曾用类似手段实现崛起，如今却反对其他国家采取相同策略。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霸权国家在规则制定上的主导地位，也警示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必须构建独立的工业化路径，而非被动适应外部规则。

四、“第四次变革”的现实困境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被视为墨西哥左翼力量的回归，主张国家主导发展、扩大社会福利、打击腐败。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节约行政开支、追回腐败资金来释放资源用于公共投资，无需增加税收或债务。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尽管口号激进，实际经济政策仍受限于财政可持续性原则。政府坚持“零债务、低通胀”，实施财政紧缩，控制公共支出，避免赤字扩大。此类做法与“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高度相似，抑制了有效需求，制约了增长潜力。

在税收方面，未推行大规模税改，而是通过取消优惠、打击逃税拓宽税基，属于“无声税制改革”。这种方式短期内难以生成足够资源支撑大型基建和社会项目。

（二）融资模式的局限性

依赖反腐和节流获得的资金具有一次性特征，无法形成持续投入。一旦超常储蓄耗尽，若无经济增长支撑财政收入，将再度陷入收支失衡。此外，外债偿还需外汇收入，主要依赖出口和侨汇，进一步加深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三）增长目标难以实现

政府设定六年任期内年均增长4%、任期结束达6%的目标，远高于近年实际水平。历史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墨西哥年均人均GDP增长率仅为0.8%，2019年甚至出现-0.1%的负增长，远低于人口增速（1.1%），意味着人均收入实际下降。

多家机构预测，洛佩斯任内平均增长率将在2.1%~3.1%之间，难以突破“半停滞”状态。投资乏力是主因之一：2019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20.9%，企业信心低迷，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

（四）新自由主义遗产与“后新自由主义”悖论

从德拉马德里到培尼亚·涅托，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带来可持续增长，反而导致频繁金融危机、高失业率与严重不平等。“失去的几十年”使墨西哥人均GDP增长几乎停滞。所谓“第四次变革”虽意图超越该模式，但仍沿用其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如独立央行、通胀目标制、灵活汇率和吸引外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嵌入式新自由主义”。

（五）短期经济表现不佳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墨西哥已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负增长，创下洛佩斯执政以来最差纪录。出口下滑、资本外流、汇率波动加剧，反映外部冲击与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新冠疫情进一步中断生产与消费，使复苏前景更加黯淡。

五、结论：增长才是根本出路

腐败固然是墨西哥的重要问题，但根本症结在于长期缺乏实质性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就业。打击腐败可释放资源，但无法替代增长引擎。真正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提升生产能力、扩大有效需求、改善收入分配的基础上。

“第四次变革”若仅停留在财政节流与意识形态宣示，而不打破新自由主义的顺周期政策惯性，不推动结构性改革与产业政策升级，则难以扭转经济停滞局面。未来能否通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炼油厂、铁路、机场）拉动投资、创造就业，将成为检验其执政成效的关键。

在全球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墨西哥需重新思考发展战略：不应只是被动适应美国规则，而应借鉴汉密尔顿、李斯特等思想，发展具有自主性的民族工业体系，实现进口替代与技术升级，方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译者简介：李訸，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