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华区的“中国心”：古巴“百分百”华裔口述史

——基于三位土生华裔的深度访谈

作者简介：薛淇心，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学士，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美洲研究硕士、美洲历史博士，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讲师。

自1847年首批契约华工抵达古巴至1959年革命前，华人移民持续不断。但因政策限制与性别偏见，早期移民以男性为主。据统计，1847—1874年间约15万华工赴古，女性仅52人。直至1948年，在中国外交人员交涉下，古巴政府才允许入籍华侨携妻儿入境。此后华人女性数量有所上升，1953年人数达484人，为历史峰值，但仍不足华侨总人口的5%。

由于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华人男性普遍与古巴本地女性通婚，通婚率约为20%-30%。仅有极少数家庭实现“双华”结合，形成所谓“百分百”华裔群体——即父母均为华人移民的后代。据中华总会馆1961年统计，此类土生子女共2690人。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华人外迁潮兴起，原华侨社会急剧萎缩，“百分百”华裔人数锐减。据哈瓦那华裔估计，目前仍活跃于华区、出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的“双华”后裔不足40人。

2020年初，笔者在哈瓦那开展田野调查，访谈21位“百分百”华裔，其中李月娟、郭富华、黄明学三位受访者提供了详实且具代表性的个人经历。访谈内容涵盖成长教育、职业变迁及中古关系对华社影响等议题，全部以西班牙语进行，并经录音录像留存。以下为整理后的中文记录，力求忠实原意，呈现这群特殊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我一直珍藏着关于华侨中文学校的回忆”

——李月娟女士访谈实录

前言

初访哈瓦那华区（Barrio Chino）民治党总部时，李月娟女士正独自坐在摇椅上翻阅一本旧中文杂志。同行的哈瓦那大学玛丽亚·特蕾莎教授介绍来意后，众人热情相迎，唯她仅点头致意。当我上前试探性提出访谈请求，她却爽快答应，并主动提出可提供收藏多年的公教华侨学校课本、《光华报》等资料供研究参考。

自此，李月娟成为我在华区的第一位朋友。每日到访，我都会先向她问候，并查看她带来的珍贵文献。作为交流，我也耐心解答她对中国语言与现代科技的疑问。临别之际，她罕见地露出笑容：“应该是我谢谢你，让我了解了更多中文与中国。”这场本为信息采集的研究，意外成了跨代际的文化传递。

访谈内容
（薛：薛淇心；李：李月娟）

薛：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和父母来古巴的情况。

李：我叫Teresita Lee Si，中文名李月娟，1952年生于哈瓦那。父亲李华章，广东鹤山人，1905年出生，14岁赴古巴，由堂伯父协助办理手续。他30岁时回国结婚，妻子是我母亲黄竹女，1935年长子李普照在中国出生。之后父亲返古继续务工，1950年接长子来古，1951年母亲也入境，次年我出生。

薛：为何婚后未立即同赴古巴？

李：当时女性入境手续复杂且费用高昂，父亲初期无力承担。加之二战影响交通，直到战后政策放宽，才陆续将妻儿接到古巴。

薛：您父亲是否已入古巴籍？

李：是的。当时许多华人入籍，主要是因“五十工例”规定商铺须雇佣一半古巴员工。为维持家族生意用人自主权，不少华人选择归化。

薛：您父亲从事什么行业？

李：初到古巴曾在甘蔗田劳作，后转种蔬菜。积攒资金后，在Mercado Unico（今Cuatro Caminos市场）购得摊位卖菜，起早贪黑，十分辛苦。大哥来古也是为了帮父亲经营。

薛：蔬菜摊收入能否维持生活？

李：虽无具体数字，但足以维生。父亲还定期汇款接济国内亲属，并供我读书。我幼时就读于华区公教华侨学校，除学费外还需支付校服费、交通费等，因我家不在华区，每天需乘校车往返。

薛：古巴革命后私有经济国有化，您家生意是否受影响？

李：20世纪60年代，父亲与大哥的摊位被政府接收，未获赔偿。父亲退休后每月仅领100多比索养老金；大哥去亲戚农场工作。母亲靠缝纫补贴家用，因不懂西班牙语，只能接零活。为节省开支，她常下乡直接向农民购粮。

薛：生活拮据后是否仍向中国汇款？

李：革命初期外汇受限，一度无法汇款。中古建交后，经协商由中华总会馆协助办理，每年有额度限制。祖父母去世后，父亲委托婶婶代为祭扫，定期汇款。婶婶去世后，因近亲不存且经济困难，便停止汇款。

薛：曾考虑移民或回中国吗？

李：父亲原计划多赚几年钱再回国，但革命后货币改革导致积蓄大幅缩水，许多人旧币成废纸。父亲损失惨重，无力再迁移。最终父母均在古巴离世，未能返乡，成为终生遗憾。

薛：相较孤身一人者，您一家团聚已是幸运？

李：确实如此。有些老人想回中国却无路费、难办手续；也有与古巴人成家者，国内无亲，回乡意愿不高。

薛：您从小就读华侨学校？中文是在那里学的吗？

李：我由母亲抚养长大，她只讲广东话，也不愿我说西语，因此送我入读公教华侨学校学中文。

薛：还记得学校情况吗？

李：我一直珍藏那段回忆。学校有百余学生，上午8至12点上中文课，下午1至5点上西语课。我5至8岁三年间只学中文，课程包括国语与常识，教材从香港运来。8岁起开始上西语班，仅一年。

薛：之后是否继续学习中文？

李：1961年学校关闭，校长与教师相继移民。后有刘德闻老师私下授课，我白天读古巴学校，晚上继续学中文。但他后来移居西班牙，教学中断。我只会广东话，不会普通话；能识繁体字，会写一些，但不识简体字。

薛：如今华裔普遍还能读写中文吗？

李：绝大多数不会说，更别说读写。华侨学校停办后，大家进入公立体系，中文失去使用场景。

薛：革命后教育免费，华裔子女是否受益？

李：是的，从小学到大学全免，待遇与古巴人相同。我学的是食品生物化学，毕业后在国营面包厂负责质量控制。同龄华裔多受高等教育，有人学工程、医学等。

薛：后来还常来华区吗？

李：父母参加社团活动时我会随行，但60年代后社团式微。我1996年加入民治党，2007年退休，丈夫2014年去世后，我来得更频繁。民治党每日为60岁以上会员提供免费午餐，我家距华区14个街区，无直达公交，步行前来也算锻炼。

薛：相比过去，华区有何变化？提供餐食的社团多吗？

李：现在街道整洁，Cuchillo街近年翻新，但中餐馆主要服务游客，价格我们难以承受。春节、清明等节日会有社团活动。除民治党外，龙冈公所也提供三餐，无需会员资格即可用餐。但民治党伙食更好，所以我选择这里。古巴长期实行粮食配给制，物资匮乏，退休金微薄，这类援助极为重要。

薛：您常看旧杂志，是怀念什么吗？

李：我不是看新闻，而是通过文字保持对中文的记忆。年纪大了，不用就忘了。

薛：作为“双华”后裔，是否觉得身份特别？

李：确实稀少，尤其像我这样与华人结婚、儿子也是纯华裔的家庭。儿子常说他“生错了地方”，因为我们全家都是中国面孔。但我没感觉特别，生活如常人。不像西班牙裔可申请国籍，中国无类似政策。

薛：在中国还有亲人吗？有联系吗？

李：自家只剩一位表弟，但从无通信。丈夫有亲属在国内，他去世后断联。他们只见过我的照片，我从未去过中国，也未见过面。

薛：感谢接受访问！希望未来有机会去中国相见。

李：希望如此，但恐怕难以负担路费。

图1 李月娟女士站在曾经公教华侨学校入口前
（作者摄于2020年1月16日，哈瓦那）

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2第二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