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发展与结构性改革研究综述

聚焦经济增长、结构转型与国际比较的学术洞察

Marcelo Curado（2017）在《为什么迪尔玛政府不能算新发展主义者？》一文中指出，尽管罗塞夫政府加强了经济干预，但因缺乏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难以被归类为新发展主义。Joaquim Miguel Couto（2017）系统梳理了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及其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2017）将国家划分为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前工业化国家三类，强调前工业化国家受西方民主模式制约，缺乏稳定的政治保障，发展进程面临更大挑战。Rolando Cordera Campos（2017）认为全球化正经历深刻危机，贸易开放与宏观经济控制加剧了贫困与收入不均，应将社会公平、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Jorge Gonzalorena Döll（2017）以智利为例探讨初级产品出口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下的发展路径，提出需重新定义经济发展内涵并探索可行实现机制。

Fernando García Luis 与 Cruz Moritz（2017）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2000—2013年拉美失业率下降主要源于资本积累而非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建议政策应侧重刺激有效需求与持续投资。Heri Oscar Landa Díaz 与 Rosalinda Arriaga Navarrete（2017）基于1994—2015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数据验证马歇尔-勒纳条件，结果显示长期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改善贸易平衡，且经济增长由需求驱动，出口部门具有显著拉动效应。Pablo Ruiz Nápoles（2017）指出，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其1982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部分，但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方面成效有限。

Cuauhtémoc Calderón Villarreal 等（2017）比较美国与墨西哥工资不平等趋势，发现工业化国家因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加剧了技能型与非技能型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发展中国家该趋势有所缓解。Rahul A. Sirohi（2017）对比巴西与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巴西注重再分配与社会平等，兼顾增长与生产率；印度则优先追求高增长，忽视民生福祉，两者差异源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制度安排。岳云霞与史沛然（2017）从“出口—增长”联动视角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指出巴西因增长质量低、波动大而陷入困境，韩国则凭借高质量发展成功跨越，建议外向型经济体应优化传导机制，适时推进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作者：王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