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增长轨迹的比较分析
基于空间分析框架对四国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
Carmem Feijo（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经济系教授），Lionello Franco Punzo（锡耶纳大学经济与统计学系教授），Marcos Tostes Lamônica（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副教授）
来源：Feijo C, Punzo L F, Tostes Lamonica M. The growth trajectories of Argentina, Brazil, Chile and Mexico: a comparative view through the framework space lens[J]. CEPAL Review, 2021.8, pp97-114.
JEL分类：E44, O11, O54
摘要
宏观经济条件与生产结构变化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各国不同的长期增长路径。当政策空间受限时，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抑制，结构转型难以有效推动生产力提升。本文采用空间分析框架，将增长分解为供给侧的生产率变动与需求侧的资本积累动态，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1951—2014年的增长轨迹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经济自由化并未显著促进这些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或实现可持续追赶。
关键词
经济增长 进口替代 经济自由化 经济一体化 经济政策 经济史 比较分析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墨西哥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拉美多数国家实行以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该战略在80年代外债危机后逐步被放弃，随后十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期间经济普遍衰退。经济复苏与贸易开放及金融深化同步发生，伴随而来的是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调整。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自主性明显下降。Ocampo和Vos（2008）指出，经济开放压缩了政策空间，削弱了政府实施反周期调控的能力。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特征，加剧了繁荣与萧条的波动。Ocampo（2007）进一步强调，外部资本流入往往放大而非平抑经济波动。
近年来，关于拉美增长模式的讨论再度升温。Bárcena和Prado（2016）回顾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阶段演变。文章认为，拉美经济周期主要受外部冲击驱动，并据此划分不同增长时期。传统结构主义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强度与持续性是推动增长的核心动力。为实现更高长期增长率，需通过稳健的短期宏观管理维持低通胀、合理利率和具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从而支持投资扩张。
本文聚焦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四国，提出核心假设：增长轨迹的差异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与生产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政策空间收窄将损害长期增长表现，使结构变化难以转化为增长动能。因此，提升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拓展政策空间，协调产业、技术与短期宏观政策。
为此，文章引入空间分析框架，将增长视为生产率增长（供给）与投资增长（需求）耦合演化的结果。这一方法可识别非线性增长路径中的结构性跃迁，避免传统理论中趋向稳态的预设。同时，该框架兼容卡尔多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有助于对结构转型进行分类解释。全文结构包括：第二部分介绍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划分增长阶段，第四部分国别分析，第五部分总结结论。
基于空间分析的研究框架
传统增长理论通常假设经济体最终趋于稳态路径，忽视现实中的波动性。空间分析框架则关注资本积累、就业与生产率等关键变量的动态关系，尤其侧重投资增长率（gi）与产出增长率（gv，作为生产率增长代理指标）的协同变化。
在（gv, gi）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经济增长轨迹由点的移动反映机制转变。图1展示了六种标准增长机制与一种特殊机制——哈罗德分割线（45度线），其上方代表高投资驱动型增长（机制IV），下方为创新主导型增长（机制I）。第一象限涵盖积累（VI）与创新（I）两类正向增长机制；第二象限为重建机制（II），表现为生产率上升但投资下降。
该框架归纳出三类增长机制：（i）稳定状态；（ii）积累机制，依赖资本深化带动生产率提升（含技术进步）；（iii）创新机制，独立于资本积累，源于组织变革、流程改进或新产品开发带来的利润空间扩大。
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稳态增长率gNC = n + λ（n为人口增长率，λ为技术进步率），但实际增长率g常偏离此值。空间分析引入内生增长率gEN，用以解释偏离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积累与创新两大机制。
以（0,0）为起点，框架允许从外生增长向内生增长过渡。索洛模型构成基准，其他观测点则体现内生动力的作用，均可通过积累或创新机制加以诠释。
1951–2014年样本国家增长轨迹
为识别各国增长模式阶段性特征，首先考察制造业相关指标。根据卡尔多理论，制造业对增长具有非中性拉动作用。表1显示各国在拉美制造业中的相对份额及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
尽管21世纪巴西制造业占比有所下降，但仍为区域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家。整体看，拉美制造业占GDP比重在1965–1980年上升，此后持续下滑。出口结构方面，制造业产品占比亦呈下降趋势。
表2呈现各时期GDP平均增长率，用于刻画不同阶段的增长表现。
图3揭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巴西和墨西哥增长最为活跃；第二阶段即“失去的十年”，伴随外债危机与外部环境动荡，属政策收缩与结构调整期；第三阶段为经济开放深化期，特征是金融与贸易一体化加强，但也更易受外部冲击影响。
总体而言，第一与第三阶段为主导模式，第二阶段为过渡期。进口替代阶段以国家干预引导投资、依托国内市场推进工业化，虽快速提升工业比重，但引发对外失衡，最终触发债务危机。经济开放成为应对流动性短缺的策略。过渡期改革依循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自由化，弱化国家角色。第三阶段则体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新机制，增长更加依赖外部市场与资本流动。
空间分析框架下的增长轨迹
增长机制决定增长动力性质。在空间框架中，一国历史增长轨迹体现为在不同机制间的迁移过程。跨机制转移被视为质变，反映潜在结构性转变。
鉴于四国面临相似外部环境，其增长路径差异可归因于国内政策响应的不同。图2展示四国在各阶段的空间轨迹，表4汇总其机制转换特征。
结论
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比较分析表明，近年增长乏力并非短期周期现象，而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增长体制的演变导致政策空间萎缩、增长潜力下降、外部脆弱性上升。
四国无论从事初级产品加工还是高科技制造，其生产率增长均低于进口替代时期。阿根廷增长最不稳定，轨迹贴近哈罗德分割线，波动剧烈。智利虽仍依赖自然资源，但过去五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模式，并成功实现生产结构多元化，表现迥异于其他国家。
此外，四国日益依赖国际资本流动。经济一体化进程重塑国家职能，私人投资者取代政府成为投资决策主体。发展导向从长期工业化转向短期财政平衡，稳定政策优先于发展战略，压缩了产业与技术政策的操作空间。这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实际汇率贬值，抑制实体资本积累，加剧低端专业化与金融化趋势。
21世纪初国际贸易繁荣曾带来增长窗口，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破这一局面。当前发达国家复苏缓慢，贸易萎缩与金融不确定性上升，对拉美半工业化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它们在现有模式下应对外部冲击的回旋余地有限。
文章建议，应构建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体系，强化反周期调控，审慎管理资本流动以稳定汇率。产业政策应明确支持向高技术部门转型的战略方向，拓展工业政策边界，提升经济韧性与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