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对比及启示
基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下“出口—增长”联动机制的分析
世界银行（2016）将人均国民收入（GNI）介于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这类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总人口的71%和贫困人口的73%，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全球福祉。然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阶段面临增长波动、停滞甚至倒退的问题，形成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通过对比巴西与韩国的发展路径，从外向型经济模式下的“出口—增长”联动机制出发，探讨跨越陷阱的关键因素。
文章依次分析两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路径差异、经济增长稳定性成因、低增长的结构性根源，并提出政策启示。
巴西和韩国均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巴西曾在20世纪60—70年代实现高速增长，率先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而韩国起步较晚，1967年人均GNI仅为巴西的45%。但自80年代起，韩国人均GNI反超巴西，并于1995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巴西则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区间。
按世界银行绝对标准，长期无法迈过高收入门槛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显示，巴西自70年代末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后始终未能突破，而韩国在1980年进入该阶段后仅用15年便晋升高收入国家。
以美国人均收入为参照的相对标准显示，高收入门槛为美国水平的1/2，中等收入区间为其1/8至1/2。韩国人均GNI相对值从1979年突破1/8后持续上升，2014年超过1/2；巴西虽于1975年跨过1/8线，但此后长期徘徊在0.23以下，赶超进程中断。
增长率是决定两国分化的核心因素。以1981年人均GNI持平为起点，此后30年，韩国十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7.1%和4.8%，支撑其快速跃升；巴西同期分别为-0.34%、0.84%和3.1%，远低于跨越陷阱所需的临界增速。
综上，中等收入期的增长质量决定发展命运。巴西因增长乏力且波动剧烈，长期困于该阶段；韩国凭借持续高质量增长成功突围。
1981年后，两国均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但出口的数量与质量表现迥异，成为增长绩效分化的关键。
（一）出口数量
韩国出口额持续增长，占GDP比重长期高于20%，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巴西出口虽在90年代保持正增长，但占GDP最高仅达16.5%（2004年），外向型经济特征不显著，出口对增长的引擎作用有限。
（二）出口质量
采用Hausmann等人提出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衡量技术含量。1990年以来，韩国出口复杂度稳步提升，反映其产品技术升级能力。巴西则呈震荡下行趋势，尤其在2000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后，初级产品主导出口结构，导致复杂度下降。
进一步分析人均GDP与出口复杂度的相关性发现：韩国两者高度正相关（系数0.973），表明增长依赖技术进步；巴西呈负相关（系数-0.426），说明初级产品出口扩张反而伴随增长放缓。
可见，韩国出口数量与质量协同促进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巴西则出口拉动不足，质量提升机制断裂，制约了发展效率。
出口能否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的传导效率。巴西存在多重阻隔，削弱了外需对内生增长的带动作用。
（一）“出口-产业-增长”传导机制对比
两国产业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2–1974年）：出口均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韩国已启动产业转型，巴西结构未变。
第二阶段（1974–1992年）：韩国聚焦优势高科技产业，巴西则分散扶持多种中高科技领域。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韩国完成产业升级，制造业竞争力强劲；巴西工业体系趋于退化，经济复杂性下降。
技术差距日益扩大。自1984年起，韩国专利数量超越巴西并持续领先。产业结构方面，巴西制造业产值占比下滑，2015年人均制造业产值仅为韩国的25.9%。资源导向型贸易结构固化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相反，韩国通过政策引导动态竞争优势，推动高技术产品出口，使出口成为稳定增长动力，最终摆脱中等收入困境。
巴西在开放过程中缺乏产业保护与升级支持，民族工业受冲击退出市场，出现“去制造业化”倾向。制造能力弱化导致出口复杂度下降，限制了国际竞争力和增长潜力，加剧了增长波动。
（二）“出口-增长”内生化传导机制对比
出口带来的收入若能顺畅转化为消费，可形成“外需→收入→消费→增长”的内生循环。收入分配越公平，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传导越通畅。
韩国自80年代起调整“先增长后分配”策略，完善税制、社保体系，推进教育均衡，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4，处于合理区间。这保障了出口收益向全社会扩散，增强内需响应能力。
巴西收入分配长期高度不均，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5，最富与最贫20%人群收入差距超20倍。低边际消费倾向削弱了出口增收对内需的刺激，制约经济增长韧性。
（三）“出口-减贫”传导机制对比
大规模贫困抑制有效内需，阻碍产业升级，影响社会稳定。韩国自80年代后期建立覆盖弱势群体的公共救助与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
巴西出口利益集中于特定行业和地区，加剧区域与阶层分化。尽管90年代后推出减贫政策，但受经济波动影响，减贫成效不稳定，增长与发展脱节。
总体而言，韩国通过产业与社会政策弥补市场缺陷，实现出口、内需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巴西则因结构失衡与政策缺位，导致外需无法有效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
巴西与韩国的经验表明，在相似外向型模式下，能否实现高质量增长取决于出口、产业与社会政策的协调程度。韩国通过动态产业升级与公平分配机制，构建了可持续增长路径；巴西则因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产业结构固化和社会不平等，陷入增长停滞。
对中国而言，可汲取以下四点启示：
启示一：须推动出口与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提升出口技术含量。应避免单一产品依赖，通过政策引导打破初级产品利益链，促进出口结构升级，提高经济效益。
启示二：需建立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扩大社会保障，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将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转化为内生动力，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启示三：出口导向增长不会自动解决结构性问题，必须辅以经济与社会政策纠偏。防止外部冲击放大国内脆弱性，缓解社会矛盾，实现增长与发展的统一。
启示四：应把握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窗口期。巴西因延迟调整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教训深刻。当前中国应主动推进发展模式转型，防范系统性风险积累。
岳云霞、史沛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