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文明对话：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

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推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与互鉴

内容提要：

随着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双方已成为利益、责任与命运共同体。在此背景下，加强相互认知、理解与信任成为当务之急，而文明对话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作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拉美日益成为该倡议的重要参与方。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精神，与中拉文明对话的目标高度契合，为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实践载体。

中国始终是文明对话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从联合国框架下的文明对话倡议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提出，再到中阿文明对话的持续推进，中国不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相较之下，中拉文明对话起步较晚，直至2015年才被正式纳入议程。本文围绕“为何对话、对话什么、谁来对话、如何对话”等核心问题，系统探讨中拉文明对话的战略意义、目标内容、主体路径，并就机制化建设提出建议。

一、文明对话：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推进，不同文明间互动频繁，引发对“冲突还是和谐”的深刻思考。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引发广泛争议，但也促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与此相对，“文明对话论”在联合国推动下逐渐成为主流共识。1998年联合国确立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并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强调兼容并包与集体共识的重要性。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还发起成立“联合国文明联盟”，专司推动全球文明对话。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长期支持并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进程。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三大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性、倡导文明包容性。此后，“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基石。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之路，更是跨越文化差异的“文明对话之路”。其倡导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荣理念，体现了一种新型文化观与文明观。通过搭建多层次人文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正逐步成为连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二、中拉文明对话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由于地理距离遥远及历史交往有限，中拉长期处于“相识而不相知”的状态。尽管近年来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但深层次的文化认知仍显不足，民意基础有待夯实。一方面，拉美对中国认知多经由西方媒介“折射”，易受刻板印象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对拉美的了解也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具体感知。加之西方舆论渲染“新殖民主义”叙事，导致部分拉美人对中国存在误解与疑虑。

在此背景下，中拉文明对话不仅具有增信释疑的现实功能，更承载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使命。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提出将“人文上互学互鉴”纳入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并倡议举办“中拉文化交流年”。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演讲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此后，《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6）、《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将“积极开展中拉文明对话”列为重要内容，标志着中拉文明对话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长期任务。

三、中拉文明对话的目标与内容

中拉文明对话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尊重、理解、信任与互鉴，避免因文化差异引发误解与冲突。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寻求尊重与包容。 中拉文明各具特色，差异本身即是对话的基础。双方应尊重彼此发展道路与价值选择，不输出模式，也不复制经验，坚持平等对话、互不干涉。

第二，增进理解与信任。 语言文化、历史传统迥异使得中拉在交往中易生误解。需通过持续交流打破信息壁垒，克服“西方中介”带来的认知偏差，同时避免将拉美视为单一整体，注重其内部多样性。

第三，促进互学与互鉴。 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中拉文明的共同特质。历史上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即为文明交融的典范。当前，中国在改革开放、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拉美在生态保护、社会包容等方面的实践，均可成为相互借鉴的重要资源。

根据《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等文件，中拉文明对话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领域：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涵盖政党治理、立法实践、地方政府协作等）；社会发展与治理经验分享（聚焦减贫、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以及人文交流（涵盖教育、艺术、媒体、青年等领域），其中人文交流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四、中拉文明对话的主体与路径

文明对话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在现阶段发挥引导与主导作用，而学者、艺术家、青年群体、民间组织及媒体则是推动对话的中坚力量。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提出的14类对话路径，如人员往来、学术研讨、文化节展、翻译出版、青年对话等，均可适用于中拉语境。

（一）语言习得

语言是文明对话的基础工具。中国西葡语教育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校达96所，葡语专业27所。相比之下，汉语在拉美的传播仍处于起步阶段。自2006年墨西哥设立首所孔子学院以来，拉美已有40所孔子学院和18个课堂，但整体规模仍有限。当前亟需培养兼具语言能力与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中拉深度合作需求。

（二）文化传播

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首次与整个拉美地区联合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全年实施重点项目240个，举办文化交流活动650余场，直接参与超630万人次，受众逾3200万，带动地方活动千余场，覆盖上亿人群，堪称中拉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此外，“拉美艺术季”自2013年起已连续举办五届，邀请20余国200多名艺术家在中国多地开展演出、展览与创作交流。“加勒比音乐节”也逐步形成品牌效应。然而，中拉在对方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极少——中国仅在墨西哥设有中国文化中心，拉美在中国尚无独立文化中心，日常文化传播机构严重不足。

（三）翻译出版

图书翻译具有持久传播力，但中拉之间存在显著“译介失衡”。截至2017年，拉美有217位作家的526种作品译介至中国，而中国文学在拉美的翻译出版仍处初级阶段，长期依赖转译。近年来，五洲传播出版社成为对拉出版主力，已推出32种西语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25种被拉美国家图书馆收藏，占中国出版社同类藏书总量的80%。该社还建立了西语数字阅读平台，上线电子书1518种。

为进一步推动思想对话，文化部启动“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计划在“十三五”期间精选并翻译50部代表性经典，首批10部已启动。

（四）学术交流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寥寥数家增至近60家，尤以高校为主。新一代研究者多为“80后”，掌握对象国语言，研究领域拓展至人类学、环境、法律等跨学科方向。全国三大拉美研究组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合作日益紧密。

拉美方面，中国研究亦呈兴起之势，已有20多家机构开展相关研究。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拉努斯国立大学已开设“中国研究”硕士项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牵头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Red ALC-China），定期组织学术会议。亚非研究拉美协会（ALADAA）也将中国议题纳入重点讨论范畴。

但总体来看，中拉尚未形成稳定的联合研究网络，现有交流多集中于会议层面，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

（五）媒体对话

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中作用关键，但当前中拉媒体交流呈现“三差”特征：一是关注度落差，媒体互动远滞后于双边关系发展；二是报道逆差，拉美媒体涉华报道偏负面，中国媒体对拉报道则多中性偏正面；三是人员顺差，中国主流媒体几乎全覆盖拉美，而拉美驻华记者数量稀少且呈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包括：西方媒体主导拉美舆论、拉美信源依赖欧美、本地记者匮乏，以及中拉关系长期聚焦政治经济议题。为扭转局面，首届中拉媒体领袖峰会于2016年在智利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提出深化合作三项主张。2017年，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新闻交流中心（CLACPC）在北京成立，已培训两期共24名拉美记者，有效提升了其对中国报道的客观性与多元性。

五、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构建：思考与建议

当前中拉人文交流虽活跃，但存在项目分散、重复建设、缺乏统筹等问题，亟需建立系统化、机制化的对话平台。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既是现实需要，也已具备良好条件。

首先，设立“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并纳入“中拉论坛”框架。 目前中拉论坛下设八个子机制，唯缺专门的人文交流平台。设立“中拉文明对话”论坛可填补空白，统筹协调语言、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合作，聚焦中拉文明价值共性，夯实对话基础。

其次，推动并支持拉美的中国研究，打造中拉学术合作网络。 建议：（1）强化中国拉丁美洲学会资源整合功能，对接拉美中国研究机构；（2）推动中拉共建中国研究中心，支持拉美成立中国研究学会；（3）设立“中国—拉丁美洲研究院”，作为联合研究协调机构与学术支撑平台；（4）促进中拉学者与媒体人士对话，定期举办学术与记者交流活动。

最后，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基于市场的文化交流长效机制。 当前文明对话主要由政府推动，长远发展需引入市场机制。应鼓励发展以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中拉文化产业合作，依托双方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巨大市场潜力，打造可持续的文化交流生态。

中拉文明对话是一项长期工程，需“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唯有构建制度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助力中拉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