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迄今为止，仅有少数国家实现持续繁荣，多数国家长期陷入“发展陷阱”。委内瑞拉的“蓬托菲霍体制”（1958–1993）曾实现前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稳定，但随后陷入频繁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至今未能摆脱困境，成为发展陷阱的典型样本。

学界对委内瑞拉危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四种理论路径：“资源诅咒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和政治结构理论。其中，“资源诅咒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抑制长期增长，并可能导致威权政治。然而该理论面临显著反例：挪威在成为石油出口国后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均收入跃居北欧前列；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曾依赖资源推动工业化。此外，委内瑞拉在发现石油后的半个世纪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主转型，说明“资源诅咒”并非必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质量的关键作用，指出良好的治理、反腐能力与政治稳定性可将“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祝福”。但这一理论未能回答核心问题——制度质量由何决定？为何“蓬托菲霍体制”早期制度表现良好而后期急剧恶化？量化分析在此类动态演变面前存在局限。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认为，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边际效益递减，需转向创新驱动才能突破瓶颈。该理论将政策视为外生变量，假设政府为中立、高效的执行者，忽视了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隆·阿塞莫格鲁指出，忽略政治因素的发展研究极易误入歧途。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多纳也批评该理论无法解释精英为何愿意投资教育与研发，因而缺乏对发展机制的深层认知。

政治结构理论中的“政党霸权”观点认为，委内瑞拉两大政党通过控制候选人提名、社会组织与司法任命，形成行政主导格局，削弱民主制衡。但此说未深入揭示霸权成因，也忽略了其内在脆弱性，解释力有限。

鉴于上述理论均存在解释盲区，本文提出“权力结构陷阱理论”，以权力资源配置为核心分析框架。权力指个体或集团使他人服从的能力，权力资源涵盖经济、技术、暴力、政治、社会、文化及领袖资源等。根据集中程度，权力结构可分为平等型与集中型两类。

该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个人与集团均为理性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权力结构是决定制度、政策及其绩效的基础性力量；集中型权力结构易引发庇护主义、寻租与腐败，损害市场与民主质量；由于精英集团组织能力强、资源多，权力趋向集中，平等化进程常被逆转；唯有打破集中型结构，才可能走出发展陷阱。

应用于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初期形成了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军队与有组织劳工构成的四方联盟，共享石油收益，实现权力初步平衡，带来二十年繁荣。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与政治精英结成寻租联盟，劳工被纳入庇护网络，失去制衡能力，军队亦逐渐边缘化。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精英集团已占据绝对优势，形成封闭、排他性的寻租社会，导致效率下降、共识破裂，体制走向崩溃。

这一过程并非孤例，而是拉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普遍现象。许多非洲国家仍处于“初级产品出口+暴力统治”的高度不平等结构，拉美国家则常经历权力平等化后的反复逆转。尽管表现形式各异，本质皆为集中型权力结构所致的发展停滞。

相较“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等流行理论，权力结构陷阱理论强调：资源禀赋、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等变量，必须经由权力格局的“过滤”才能发挥作用。真正的根源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精英集团凭借资源优势天然趋向垄断权力，使社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统治。若无法重构平等型权力结构，发展陷阱将难以突破。

本文刊于《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