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者》：拉美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出路

克劳泽笔下的“观念人”与“行动人”，揭示拉美发展困局的思想根源

作者简介：谭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阿根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拉美政治、法治与思想史研究。

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是墨西哥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和出版人，《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以下简称《救赎者》）是他二十多部著作中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由“理想国”引进，万戴翻译，北京日报出版社于2020年8月出版。原著近600页，中文版虽仅译出前九章，仍达500余页，堪称拉美思想史领域的重量级作品。

恩里克·克劳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克劳泽出身墨西哥城一个波兰犹太裔家庭，早年师从经济学家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他在比列加斯葬礼上结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并加入其创办的《回归》杂志，历任编辑与主编，与帕斯保持长达二十二年的亦师亦友关系，直至1998年帕斯逝世。

克劳泽持温和自由主义立场，既批判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也批评萨帕塔起义运动，更将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称为“热带的弥赛亚”。尽管观点未必尽皆认同，但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令人敬重。

《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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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者》回应的是拉美知识界长期追问的核心命题：为何拉美未能实现持续发展？两百年前，拉美国家几乎与美国同步独立，远早于亚洲与非洲多数地区。然而时至今日，拉美非但未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反而成为“亚非拉”中的“拉”，引发深刻反思。

对此，解释众说纷纭：地理决定论、种族混杂论、殖民遗产论、帝国主义压迫论等不一而足。克劳泽则另辟蹊径，指出根本症结在于“不务实”——拉美盛产怀抱弥赛亚情结的“救赎者”，却稀缺脚踏实地的“建设者”。

他认为，拉美知识分子往往热衷提出抽象理念，缺乏可行方案，成为“革命神话”的忠实信徒。他们相信通过一场彻底革命即可“换新天”，忽视渐进改革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这一主题贯穿克劳泽学术生涯。其博士论文《墨西哥革命的文化考迪罗》探讨知识分子为何常扮演“被囚禁的柏拉图”，而非“求真的苏格拉底”。四十年后，《救赎者》延续这一关切，聚焦权力与观念的关系，但视野已从墨西哥扩展至整个拉美。

书中人物可分为两类：一是“观念人”，即思想生产者；二是“行动人”，即思想践行者。前者如古巴独立先驱何塞·马蒂、乌拉圭作家罗多、墨西哥思想家巴斯孔塞洛斯、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以及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后者包括阿根廷的艾薇塔·庇隆、切·格瓦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恰帕斯主教鲁伊斯、萨帕塔副司令马科斯等。

奥克塔维奥·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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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物归属存在模糊性。例如略萨深受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但原创性不足；查韦斯被克劳泽讥讽为“既非有思想者，亦非无思想者”，实则是托马斯·卡莱尔式英雄崇拜的继承者。

人选标准亦引发讨论。全书十二人中，墨西哥占四位，秘鲁、古巴各两位，巴西、智利等大国未入选。克劳泽解释称，并非这些国家缺乏“救赎者”，而是他旨在选取代表拉美核心政治主题的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聂鲁达、博尔赫斯等人未被纳入，各有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这一数字暗含宗教象征，呼应天主教传统中的十二使徒。中译本仅收录前九人，在结构上削弱了原作的完整性。

《救赎者》在结构上受伯林《俄国思想家》、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启发，兼具思想深度与叙事张力，亦可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与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影子。

全书隐含三重“观念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一是19世纪考迪罗（强人领袖）的畸形辩证法，即自由派最终沦为独裁合谋者；二是20世纪革命者的畸形辩证法，即革命本身成为目的，陷入永续革命循环；三是帕斯家族三代所体现的良性辩证法——从祖父的自由主义幻灭，到父亲的革命殉道，再到诗人帕斯本人的反思与超越，最终走向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调和。

克劳泽认为，19世纪拉美虽模仿美国建立宪政体制，但根深蒂固的新托马斯主义传统使“人民主权”沦为空壳，民众仍将总统视为“国家之首”，导致总统制难以改革，独裁频发。

1898年美西战争后，拉美知识分子转向激进革命思潮。马蒂提出“我们的美洲”理念，罗多以“爱丽儿”象征拉美精神，批判美国“卡列班”式的物质主义；巴斯孔塞洛斯构想“宇宙种族”的乌托邦；马里亚特吉则主张印第安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实现。这四位“先知”为20世纪拉美革命提供了思想火种。

这些理念催生了墨西哥革命、古巴革命、庇隆主义、解放神学、萨帕塔起义、“玻利瓦尔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其中古巴革命影响最为深远，初期赢得马尔克斯、略萨、帕斯等知识分子普遍支持。

但随着古巴政权走向集权，知识分子被迫站队。马尔克斯成为体制座上宾，略萨则经历幻灭，通过小说对权力进行祛魅。克劳泽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保持对权力的警惕。

在十二位人物中，格瓦拉、艾薇塔、查韦斯等人救赎色彩浓厚；而略萨与帕斯则显现出不同路径。尤其是帕斯，他亲历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革命事件，从激进左翼逐步转向温和自由主义，主张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被视为拉美知识分子走出“救赎者”阴影的典范。

克劳泽借帕斯之口提出：“民主还是救赎？”他明确选择民主，反对以救世主姿态推行革命。但他也承认，贫困与不平等使民众易被“救世主”吸引，而民主治理过程琐碎漫长，考验耐心。

2020年《救赎者》中文版出版之际，克劳泽撰文《中国：务实的救赎者》，对比中国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成功在于“务实的辩证法”——注重实际效果，避免意识形态极端化，而这正是拉美所欠缺的。

《孤独的迷宫》（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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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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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1第一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