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政局变动下的中巴关系:挑战与机遇并存
特朗普胜选与特梅尔政府困境或为中巴合作带来利好
核心观点:受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特梅尔政府政治经济困局及其“过渡性”执政特征影响,巴美关系难有突破,巴西或将被迫进行外交“再调整”,这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合作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贸合作与南南合作推动下,中巴关系实现加速发展。中国自2009年起稳居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巴西外贸总额五分之一。2012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层协调与合作机制高效运行。在全球治理领域,双方通过金砖国家、G20、基础四国等多边平台密切协作,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重要力量。劳工党执政时期(2003–2016)恰逢中巴关系深化阶段,其优先发展南南合作的外交导向是关键推动力之一。
2016年,罗塞夫总统遭弹劾后,副总统特梅尔接任,巴西进入政治经济转型期。新政府外交呈现三大动向:加强与美欧及拉美中右翼国家联系;回应左翼国家质疑;借多边场合争取国际认可。特梅尔上任后即出席G20杭州峰会,凸显对华外交的务实考量。
在此背景下,中巴关系面临四大“变数”:一是“南南合作”战略地位可能弱化,巴西有意调整与新兴国家结盟策略,转而强化与美国合作;二是营商环境更强调市场主导,中国在高铁、两洋铁路、基础设施等领域将面临更多国际竞争;三是巴西与部分拉美左翼国家关系紧张,区域一体化进程受阻,可能影响中拉整体合作框架;四是巴西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节奏或放缓,虽仍会维持多边参与传统,但与新兴国家协同力度可能减弱。
然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巴西对美政策带来新变数。其“美国优先”、重审自贸协定、限制移民等主张与拉美国家利益存在错位,导致美拉关系前景不明。特梅尔表态希望巴美关系不受影响,反映出对双边关系走向的担忧。同时,巴西国内经济持续衰退、财政赤字高企、民意支持低迷,加之特梅尔仅完成剩余任期的“过渡性”定位,制约了其开展重大外交调整的能力,也压缩了巴美关系提升空间。
相较之下,中巴经贸关系韧性较强,受政治变动影响有限。2009–2015年,尽管巴西外贸整体下滑25%,中巴贸易降幅仅为14%,成为支撑巴西外贸的重要支柱。同期,巴西对华累计顺差达456.6亿美元,占其总顺差的40%;而对美则出现477亿美元逆差。农产品出口成为中国需求拉动的关键增长点:2013年起,中国取代欧盟成为巴西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大豆出口占比长期保持在75%左右,且总量超过对其他市场之和。2016年前11个月,中国仍占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投资层面,中国已成为巴西在拉美地区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16年,超200家中资企业在巴运营,覆盖能源、矿产、电力、制造、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2007–2013年,中国对巴宣布投资565亿美元,实际到位283亿美元。近年来,投资结构逐步从资源型向制造业、高科技和服务业拓展。2014–2015年,基础设施项目占新增投资较大比重,国家电网、三峡集团等企业有效助力巴西基建发展。
受经济危机、企业债务压力和雷亚尔贬值影响,巴西资产并购活跃,吸引大量中资参与。2016年,中国企业宣布收购巴西资产达40亿美元,创2010年以来新高,涵盖矿业、电力、航空、农业等领域。上海鹏欣集团成为首家收购巴西农业企业的中资民营企业。当前巴西投资率降至16.5%(2016年Q3),为2003年以来最低,亟需外资注入以提振经济。在此背景下,中国投资具有“雪中送炭”意义,新外长若泽·塞拉亦公开强调中巴经贸对巴西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特梅尔政府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平衡,弱化“南南合作”优先性,强化与欧美关系。但由于特朗普政策不确定及巴西自身困境,巴美关系难以实质性推进,反而可能促使巴西重新评估外交布局。中巴经贸合作基本面稳固,贸易持续贡献顺差,投资正成为“双引擎”之一,结构日趋多元。尽管政治与战略协作面临短期波动,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需求迫切,为中巴关系提供坚实支撑。未来中巴关系走向仍有待2018年大选后进一步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