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转型:一个“一二三四五”分析框架
快速城市化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与发展困境

内容摘要:拉美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化率突破50%后,进入“三级跳”式快速发展阶段,至2013年已达80%。然而,其城市化水平显著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形成“过度城市化”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工业化进程停滞、家庭消费受抑制是深层原因。经济结构呈现农村经济、外资经济、城市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四元并存”格局;社会结构表现为以社缘关系和职缘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型三大阶层;政治转型则体现为从民众主义向政党政治演变,并伴随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对立。本文提出“一二三四五”分析框架——一对矛盾(国家与社会)、两大社会关系、三大社会阶层、四个经济部门、五化趋势(经济国际化、利益集团化、社会分层化、政治精英化、政府社会化),系统解析拉美发展困境。
拉美地区城市化率于20世纪60年代初突破50%,1975年达60%,1990年超70%,2013年升至80%,实现“三级跳”。南美洲高达84%,居全球首位。1960–2013年,城市人口由1.1亿增至4.9亿,增长3.5倍。
主要国家高度城市化:委内瑞拉(94%)、乌拉圭(93%)、阿根廷(93%)、智利(90%)已超90%;巴西85%,墨西哥79%。巴西、墨西哥两国人口占拉美总量53%,其城市人口增长贡献了区域城市化提升的一半以上。

1950–2000年,20个拉美国家2万人以上城市人口由4300万增至3.2亿,几乎翻三番。城乡人口比重发生逆转,城市成为人口主体。
增长主因包括人口自然增加与大规模农村–城市迁移。1960–1970年城市化率从49%升至57%,约2767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占同期新增城市人口的50.4%。即便在城市化率超过75%后,农村–城市流动仍占新增人口的27%。
以50万人口为标准,1960–2010年拉美大城市人口由4000万增至2.5亿,增长超5倍,占比从17%升至42%。2020年预计达3亿人,占总人口46%。
大城市持续吸引人口集聚,2000年起一半以上城市人口居住在大城市。巴西有26个大都市,覆盖全国42%人口;墨西哥23个,占45%。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均为千万级都市区。
尽管城市化率达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多数拉美国家仍停留于中高收入阶段,呈现“过度城市化”与“中等收入陷阱”并存。
1960–2013年拉美GDP年均增速仅3.4%,其中1981–2003年低速增长期长达23年,严重拖累发展。制造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从1960–1980年的38.2%降至1981–2003年的2.2%,产业升级缓慢,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仍高,技术密集型不足。
家庭消费虽为增长主引擎(贡献率超80%),但收入分配不公抑制消费潜力。工资收入难以支撑基本生活支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偏低,墨西哥由1980年36%降至2010年28%。

图1 1960~2013年拉美地区GDP增长率3年平均值曲线
拉美经济呈现四大部门并存:
1. 农村经济部门:农业及相关加工业占GDP比重从1960年代30%降至近年15%,但仍是外贸顺差来源。存在土地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普遍超0.7)、农业机械化排斥小农、市场竞争边缘化小农户“三大排斥”。
2. 外资经济部门:外资企业占拉美500强销售总额62%,控制能源、制造、金融、农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四大粮商掌控巴西、阿根廷大豆加工近半产能。
3. 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占GDP约1/3,秘鲁、玻利维亚等国超60%。特征为无注册、无合同、不纳税,集中在服务、制造与建筑业。非正规就业占城市就业近六成。
4. 城市正规经济部门:涵盖政府、国企、大型私企及外企,提供稳定岗位与社会保障,但吸纳能力有限。

图2 20个拉美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GDP比重
社会转型围绕工作、住房、社会保障三大支点展开。
(一)非正规就业为主流:2010–2012年非正规就业占城市就业58%。“一非三低”(非熟练劳动力、低生产力、低教育、低收入)特征突出,家政等群体收入仅为贫困线1.8倍。
(二)非正规住房普遍化:约40%家庭居住在贫民窟等非正规住房中。巴西、墨西哥半数以上新建住房属非正规。通过“正规化”运动,居民争取产权与基础设施改善,推动住房自有率超75%。
(三)社会保障碎片化转向普惠化:经历两轮改革,从缴费型保障为主转向非缴费型转移支付扩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覆盖赤贫群体,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使数百万人脱贫。2002–2013年地区贫困率由43.9%降至27.9%,赤贫人口减少3100万。

表3 拉美地区现行的三种基本社会保障模式
城市社会以“社缘关系”(社区为基础)和“职缘关系”(职业分工为基础)为主导,导致横向社区割裂与纵向利益集团垄断。
三大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 非正规阶层:占60%,收入占可支配收入25%,集中于非正规社区与就业;
- 正规阶层:占30%,收入占比36%;
- 精英阶层:占10%,掌控主要资源,收入占比39%。
收入分配呈倒金字塔型,加剧社会张力。

图3 拉美地区三大社会阶层示意图
国家与社会对立构成核心矛盾。公民认为被体制排斥,“我住在这个城市,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催生广泛社会运动。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三支柱”社会凝聚框架:
- 民生改善:减贫、就业、社保、教育、医疗;
- 制度建设:法治、政策透明、治理能力;
- 公民支持:民主认同、参与度、公平感知。
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巴西税收占GDP比重达26%,增值税税率20.5%,高于OECD平均水平,引发正规阶层不满。

表4 “三支柱”社会凝聚框架和评价体系
20世纪30–80年代为民众主义时期,领导人如卡德纳斯、瓦加斯、庇隆通过动员城市工人建立集权式政权。80年代债务危机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启民主化进程。
21世纪以来左翼政党崛起,主张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截至2013年,左翼执政国家人口占地区74%,GDP占85%,但整体呈现“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中间化特征。
政党制度持续调整:多国修订宪法与政党法,允许社会组织参选,强化党内民主与经费透明。传统政党与工会纽带弱化,组织基础向社缘关系转移。
“一二三四五”框架概括拉美发展格局:
- 一对矛盾:国家与社会对立;
- 两大关系:社缘关系与职缘关系;
- 三大阶层:非正规、正规、精英阶层;
- 四个部门:农村、外资、城市正规、城市非正规经济;
- 五化趋势:经济国际化、利益集团化、社会分层化、政治精英化、政府社会化。
该结构制约全面发展,衍生出多重困境:
土地功能异化:对小农而言兼具生产与社会保障功能,但土地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地进城,沦为非正规阶层。
“后工业化陷阱”:工业化进程中断于重化阶段,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服务业提前扩张,陷入“未工先服”困局。
非正规住房固化分裂:贫民窟成为社会问题温床,亦孕育草根民主意识,政府清拆常引发冲突。
公民社会困境:非正规阶层强调权利绝对性以求保障,精英阶层主张相对性以护资产,民主根基脆弱。
总体看,拉美城市化速度快但质量不高,经济社会结构失衡,治理难度加大。尽管面临挑战,其法治化水平、人均资源与发展基础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发展潜力不容忽视。
谢文泽,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拉美黄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