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在金砖国家合作中的战略角色与贡献

深化机制建设，推动金融、贸易、气候等多领域合作

内容摘要

巴西作为金砖国家创始成员之一，在合作机制创立和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题，推动金融、贸易、气候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巴西不断提升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借助两届“金砖峰会”主场外交，巴西有效传递“巴西声音”，并推动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机制落地。未来，依托能源与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巴西有望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互利合作。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厦门举行，全面总结十年合作成果，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巴西自机制创立之初即深度参与，将金砖合作视为实现大国外交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一机制，巴西在全球治理中增强了代表性，在拉丁美洲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民主化以来，巴西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积极利用多边框架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参与金砖合作成为巴西外交政策的核心方向之一。

巴西在金砖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活跃度高、贡献突出的成员，致力于通过扩大合作参与制度设计，提升地区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凭借两次主办金砖峰会，巴西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议题上有效发声，并持续推进金砖合作机制化建设。

金砖合作已发展为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多层次联动的综合性机制。巴西始终是该进程的积极推动者。早在金砖机制成型前，巴西便倡导建立“基础四国”“三国对话论坛”等协调平台，为其后金砖合作奠定基础。2010年，巴西成立金砖国家政策中心，系统研究合作议程，制定战略对策。

2010年金砖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巴西利亚举行，提出加强务实合作的具体举措。当年巴西GDP增长达7.5%，为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争取更平等地位提供支撑。峰会期间，巴西推动设立企业家论坛、银行联合体和智库会议等交流平台。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取得重大突破，正式确立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作为东道主，巴西在总部选址争议中促成中印达成共识，主导七轮谈判实现全面协议。此外，巴西参议院于2015年成立“巴西-金砖国家议会小组”，强化立法机构间合作。

即便在罗塞夫总统被弹劾后的政治过渡期，巴西仍保持对金砖合作的高度投入。代总统特梅尔迅速出席G20及第八届金砖峰会，体现其延续南南合作战略的决心。尽管国内面临经济复苏压力，巴西仍将金砖合作视为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多位政要公开表示，金砖开发银行是成功的外交实践，巴西将继续深化在贸易、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战略协作。

尽管2015年后巴西陷入政治经济危机，其在金砖框架下的国际参与并未减弱，反而在金融改革、自由贸易、气候治理等领域持续发力。

面对国际金融体系权责失衡问题，金砖国家探索建立自主金融机制。2011年三亚峰会，五国开发性金融机构签署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本币结算与融资便利化。2012年，巴西总统罗塞夫在第四次峰会上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最终敲定新开发银行基本框架，巴西作为东道主在关键分歧协调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农业是巴西核心优势产业，因此其长期支持多哈回合谈判，主张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动整体进展。2003年卢拉政府牵头成立“20国协调组”，强调工业与农业开放并重，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广泛支持。中国、印度、南非与巴西共同构成谈判核心力量。2014年金砖峰会签署出口信贷保险合作备忘录，增强贸易保障能力。在经济困境下，巴西更重视与金砖国家的经贸联动，主张加强南南贸易网络。

2013年第五次峰会启动“金砖+”模式，与15个非洲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对话。2014年巴西主办峰会时，邀请拉共体和南美国家联盟代表参会，拓展“金砖+”合作边界，推动经验向更多发展中国家辐射。此后，“主办国邀请区域伙伴”模式被固定下来。然而，针对墨西哥申请加入，巴西持明确反对态度，担忧其借机制提升在拉美影响力，影响自身区域主导地位。

由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重要发展中国家集团，自2009年起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协调统一立场。2017年第四次“基础四国”会议在北京举行，下一轮将在巴西举办。2015年，中巴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点推进可再生能源、森林碳汇、节能降耗等领域合作，特别鼓励中国太阳能企业在巴西投资建厂，促进技术转移与产能合作。

巴西主张国家安全与用户隐私并重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其加入金砖国家海底光缆建设计划，旨在提升网络空间自主性。2014年颁布《互联网民法》，平衡政府、企业与用户权利，保障网络开放与隐私安全。2011年，巴西与印度、南非在联合国提议设立“联合国互联网相关政策委员会”，推动政府主导的多利益方治理机制。《福塔莱萨宣言》明确反对网络恐怖主义，呼吁遵守国际法，共建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2017年《巴西国防白皮书》指出，将在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的同时，深化金砖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合作。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王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