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国外对拉美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运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财政税收、国际贸易与投资等理论对拉美发展实践进行实证检验；二是深入探讨中拉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动因、影响及前景。

拉美经济增长研究注重比较分析与大数据应用，重点考察投资、金融支持与负债水平等因素对增长的影响。约书亚·艾森曼、勇辛·金贾拉克和朴冬云（2015）利用GGDC数据库对比11个东亚国家与9个拉美国家的金融发展与产出增长，发现尽管两地收入水平相近，但金融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且金融发展对增长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超过一定阈值后其推动作用减弱。

美洲开发银行J.罗德里格·富恩特斯等（2015）在《理解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中指出，该区域增长受国内政策、高负债及外部冲击主导，小国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成为关键变量。

桑德拉·马努埃利多与路易斯·费利佩·斯门尼斯（2015）研究1980—2012年拉美投资与增长关系，发现2004–2008年间公共投资显著提升并有效支撑了经济增长。

拉美FDI研究多采用聚类分析与引力模型，识别影响投资流入的关键因素。罗莎·福特与南希·桑托斯（2015）通过聚类分析显示，2005年拉美仅2组投资集群，至2011年增至3组。智利、巴拿马、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等聚类国家在市场开放度、人力资本等方面表现更优，吸引FDI能力更强。

何塞·R·戈迪内斯与刘玲（2015）研究“贪渎距离”对FDI流向的影响，发现腐败程度较高的企业海外投资时，对东道国腐败状况敏感度较低，表明企业内部已形成应对机制。

研究集中于揭示收入差距成因及改善路径。美洲开发银行伊雷妮·布兰比拉与达里奥·托尔塔若罗（2015）分析六国数据后指出，劳动力收入增长主要源于产业内效率提升与产品结构变化，而非整体工业化水平提高。

卡萨莱斯等（2015）对墨西哥的研究表明，在收入高度集中、税基狭窄背景下，税收制度改革难以实现有效再分配。

苏安赛斯与罗加-萨加莱斯（2015）基于18国30年面板数据，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非线性，初期加剧分化，后期可能缓解。

研究多以国别案例为基础，评估财政政策效果并提出优化建议。艾米莉奥·埃斯皮诺与马丁·冈萨雷斯-罗萨达（2015）建议巴西降低资本税率、提高消费税，并与智利共同降低劳动力税以实现最优税制。

费尔南多·夏克等（2015）研究巴西央行沟通机制，发现主动信息披露可显著影响利率期限结构。

胡安·加尔维斯（2015）运用GMM方法估计哥伦比亚2000–2012年财政反应函数，验证财政政策在产出、通胀与支出调控中的有效性。

古巴学者戈多尔纽等（2015）探讨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指出其对市场分割、债务负担与外汇储备均有负面影响。

迈克尔·汉尼等（2015）研究17个拉美国家财政再分配潜力，发现设定明确财政目标的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低3个百分点。

中拉经贸合作为年度研究热点。美洲开发银行拉蒙·埃斯皮纳撒等（2015）在《新丝绸之路》中指出，2000–2013年亚洲与拉美能源矿产贸易年均增速达10.9%，2013年规模达330亿美元，促使拉美贸易重心向亚洲转移。

苏克雷等（2015）进一步分析亚洲企业在拉美的能源矿产投资，认为尽管中国需求或放缓，但整个亚洲长期需求仍将上升，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地位稳固，中拉合作需持续维护“新丝绸之路”的稳定繁荣。

达尼埃尔·贝罗蒂（2015）预测2014–2019年中国年均增长约7%，中拉贸易年均增速可达10%。

金晓文（2015）关注中拉能源合作中的抗议事件，强调应加强拉美基础研究与风险防范。

孔庆峰与董虹蔚（2015）运用扩展引力模型，证实拉美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影响中国出口，建议双方协同提升便利化水平以促进贸易。

吴彤与陈瑛（2015）对中国在九个重点拉美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量化评估，涵盖政治与经济维度，并提出风险排序，为后续投资提供参考。

左品（2015）探讨“一带一路”与中拉合作对接的可行性，认为拉美参与将有力推动双边全方位合作，并需警惕美国西半球政策带来的潜在影响。

此外，学界推出多部拉美研究专著，涵盖中产阶级崛起、产业政策、制度变迁等领域，代表性著作包括《拉丁美洲新崛起的中产阶级》《转型中的巴西》《阿根廷的外国和本国投资》《互利务实•共同发展：中拉经济合作新框架》等。重要报告亦陆续发布，如《世界经济中的拉丁美洲2015》《拉丁美洲经济展望2015》《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拉丁美洲》等，系统梳理区域发展挑战与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