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挑战

国际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角色演变与利益博弈

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暴露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层弊端。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物质基础松动、制度基础弱化和经济溢出效应反转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治理角色逐步转变，但依然面临结构性障碍。未来应坚持“适应性融入”策略，以国家能力建设为支撑，在凝聚共同利益基础上集体发声，推动治理机制创新。

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其核心特征包括：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美元霸权下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发达经济体企业为主体的国际投资结构以及由其掌控的国际金融机构。尽管规则有所调整，这一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经济实力提升，新兴经济体获得参与治理的物质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提供了制度变革的契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从“西方治理”向“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型。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新兴经济体在多个领域提出改革诉求并积极塑造变革进程，展现出相应的责任担当。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凸显，治理结构的优化将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助力构建更加多元、民主的国际秩序。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凭借资本输出主导国际投资格局。新兴经济体崛起后，双方在外资保护标准上产生分歧：发达国家主张依据习惯国际法提供“及时、充分、有效”的征收补偿；新兴经济体则倾向于按本国国民待遇标准进行补偿。围绕该争议，各国通过双边、区域及多边谈判，形成了以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特惠贸易投资协定（PTIAs）为主的多层次规则体系。这一体系的扩展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为投资自由化、投资者保护、营商环境优化及争端解决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入新世纪，国际投资格局深刻调整。2012年，新兴经济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同时其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全球投资呈现双向流动特征。然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海外并购中常因东道国设置的“国家安全”审查而受阻。发达国家认为，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在战略性行业具有政府背景，其海外扩张可能引发不公平竞争或安全风险，因而试图通过制定新标准限制此类投资。

目前国际投资领域尚无统一的全球性协定，规则处于剧烈变动期，主要国家纷纷提出自身利益主张。新兴经济体的大规模对外投资和并购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对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需求。与此同时，美国于2012年推出新版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引入“负面清单”模式，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防范歧视性政策、外汇管制和征收风险，旨在维护其海外投资利益。面对这一趋势，新兴经济体需争取更透明、范围更小的负面清单，并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监管、外资并购审查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提升制度话语权。

王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8年第10期，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