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巴西外长阿洛伊西奥·努内斯访华时表示，巴西正积极研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国发展战略对接，认为中巴合作有助于提升巴西工业化水平。然而，自21世纪初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以来，“中国因素导致巴西去工业化”的论调持续存在，成为双边合作的主要阻力之一。2018年10月，极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当选总统，主张以市场化标准重新评估对外合作，引发外界对中巴经贸关系未来走向的关注。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巴西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72位，得分为59.5，是金砖国家中唯一低于60分的成员。尽管曾凭借资源红利和大型国际赛事提升国际影响力，但自2015年起经济持续下滑，政局动荡。巴西长期面临结构性矛盾：既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出口大国，又存在大规模饥饿人口；历届政府均强调工业化，却不断陷入“去工业化”困境。这一现象有何特殊性？其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中国是否应为此承担责任？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调整经济政策？本文对此展开分析。

一、缺乏连续有效的工业发展政策

在1930—1980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巴西重点发展基础工业，至20世纪60年代初步建立起以汽车、造船和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工业体系。但制造业整体能力薄弱，难以满足国内需求。进入90年代后，产业政策转向过度依赖原材料出口，忽视制造业发展。本世纪初劳工党执政期间，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计划显著降低贫困率，但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导致国内生产机制扭曲，制造业激励不足。政府补贴集中于传统低技术产业，未能有效支持新兴技术领域。无论左翼或右翼政府，均未形成可持续的制造业振兴战略，在开放市场环境下仅能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等方式应对竞争，缺乏有力调控手段。

二、汇率升值与高利率制约制造业发展

长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巴西汇率存在高估惯性。为降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成本，政府倾向维持较强汇率。20世纪90年代雷亚尔持续升值，1999年汇率制度改革前未得到有效纠正。2003年后大宗商品繁荣推动本币进一步走强，大量外国制成品涌入，冲击本土生产。与此同时，政府未采取税收等保护措施扶持国内制造业。此外，巴西长期实行高利率政策，尤其在1999年实施通胀目标制后，央行频繁加息抑制通胀。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浮动汇率背景下，利率呈现上行偏倚，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重资产的制造业受到严重制约。

三、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

理论上，只有当制造业实现技术突破并形成规模效应时，才能真正带动收入提升。但巴西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便提前“去工业化”，错失转型窗口期。其工业起源依赖农业出口收益，早期资金来自咖啡等初级产品销售，外汇、资本和劳动力均源于农业部门。虽经多年进口替代，仍无法摆脱对进口关键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的依赖。为加速发展，政府曾通过金融抑制向制造业注入廉价资金，导致产业结构偏向资本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近年来社会支出扩大推高劳动力成本，使巴西成为全球制造业成本最高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进一步削弱了产业竞争力。

四、经济全球化加剧“去工业化”趋势

作为全球初级产品供应国，巴西工业化动力始终受外部需求驱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迫使巴西结束进口替代战略，并非自主选择，而是在沦为制造业净进口国后被动开放。此轮经济自由化仅带来低技术水平的产业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未能获得发展空间。缺乏先进制造业支撑，财政收入更加依赖资源出口，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即陷入衰退。作为国际市场价格接受者，巴西被动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相对价格变动，实质上“进口”了“去工业化”进程。

王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