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从“金砖明星”到经济困局的深层原因与未来走向
政治动荡与经济滞胀交织,结构性改革成唯一出路
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达7.5%,创24年来新高,被誉为“首个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国家”。然而近年来,该国陷入经济萎缩、通胀高企、货币贬值的“滞胀”困境,总统罗塞夫遭弹劾停职180天,昔日“金砖明星”滑落至崩溃边缘。巴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全面爆发
2015年,巴西经济衰退3.8%,人均GDP下降4.6%,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面下滑,其中工业萎缩6.2%。私人消费下降3.8%,固定资产投资锐减12.4%,全年企业倒闭超5500家,内需主导型经济遭受重创。
与此同时,通胀持续突破央行目标上限,连续20个月超标。为抑制通胀,央行连续加息至14.25%,但高利率严重抑制投资,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并引发国际游资涌入,冲击金融稳定。国际评级机构将巴西主权信用下调至“垃圾级”。
经济恶化引发社会不满。自2013年因公交涨价爆发全国抗议以来,罗塞夫支持率持续下滑。2015年10月,反对派以违反《财政责任法》为由启动弹劾程序。尽管联邦最高法院一度叫停,2016年3月后程序重启。4月众议院通过弹劾案,5月参议院首轮投票通过,罗塞夫被临时停职180天,副总统特梅尔代行职权。最终是否罢免取决于参议院两次后续表决,若三分之二议员赞成,其将被正式解职。
二、危机根源:战略失误与治理失能
巴西当前困局是长期结构性矛盾积累的结果,涉及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政党体制和社会政策四大层面。
1. 发展战略失误导致产业空心化
卢拉执政时期依赖大宗商品繁荣推动增长,罗塞夫延续大规模社会支出政策,忽视产业转型升级。2003年起出现“去制造业化”,制成品出口占比从2000年的58%降至2011年的34%,经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2. 宏观政策组合失衡加剧经济波动
巴西沿用卡多佐时期的“三位一体”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财政责任法和浮动汇率。但央行以控通胀为核心目标,频繁使用利率工具,而汇率稳定又成为隐性诉求,单一工具难以兼顾双目标,政策自主性受限,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3. 政党碎片化削弱政策执行力
为维持执政联盟,劳工党在2014年联合9个党派组阁,导致内阁权力分散,经济决策效率低下。盟党利益博弈阻碍政策传导,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被严重削弱。
4. 社会政策不可持续引发民心流失
卢拉时期扶贫政策使30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卸任时支持率达80%;罗塞夫首任期支持率一度高达90%。但经济下行叠加高通胀,福利支出难以为继,财政压力剧增,民众信任迅速瓦解,支持率一度跌至8%,创1992年以来新低。
三、未来展望:改革迫在眉睫,前景仍不确定
即便罗塞夫有望在最终投票中逆转,民众“求变”情绪强烈,劳工党执政基础已严重动摇。副总统特梅尔虽暂掌政权,但支持度有限,亦面临弹劾风险。若无法提振经济,提前大选可能性上升。
经济方面,2016年衰退已成定局。据EIU预测,GDP将再降3.5%,私人消费与投资分别萎缩4.4%和12.5%。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并存,任何执政力量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举办里约奥运会,但国内凝聚力薄弱,部分地区民众认为赛事与己无关。IMF警告称,政治动荡将持续拖累巴西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未来两年经济增长。
无论谁执政,推行结构性改革已是唯一出路。即便改革过程痛苦,也必须重建财政可持续性、振兴制造业、提升政策协调能力。对罗塞夫而言,主动辞职或可避免八年不得参选的限制,也为劳工党保留东山再起的政治空间。
本文全文发表于《紫光阁》。
王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