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对比：出口质量与产业结构的关键作用

基于两国发展模式的实证分析，揭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世界银行（2016）将人均国民收入（GNI）介于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这类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总人口的71%和贫困人口的73%，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全球福祉。然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增长放缓、波动加剧甚至长期停滞的现象，即“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通过对比巴西与韩国的发展路径，从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出口—增长”联动机制的角度，探讨跨越陷阱的关键因素。

一、巴西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极案例

巴西和韩国均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20世纪60—70年代，巴西凭借“巴西奇迹”率先迈入中等收入阶段，1967年人均GNI为韩国的2.2倍。此后韩国迎头赶上，自80年代起人均GNI反超巴西，并于1995年进入高收入行列；而巴西则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区间，未能实现跃升。

按世界银行绝对标准，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区间即陷入“陷阱”。图示显示，巴西自70年代末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后始终未跨过高收入门槛；韩国则于1980年前后进入该阶段，1995年成功跃迁。从相对标准看，中等收入区间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8至1/2。巴西人均GNI相对值在1975年突破0.125后长期波动于0.23以下，“赶超”进程停滞；韩国则从1979年突破0.125，2014年超过0.5，实现持续追赶。

增长率差异是两国命运分化的直接原因。以1981年两国人均GNI持平为起点，此后30年，韩国十年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7.1%和4.8%，保持高质量增长；巴西同期分别为-0.34%、0.84%和3.1%，增长乏力且波动剧烈。可见，增长速度与稳定性共同决定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延续时间。

二、增长差异分析：出口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分化

1981年后，两国均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但成效迥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仅取决于规模，更依赖结构升级与技术含量提升。

（一）出口数量：外需拉动效应不足

韩国出口额持续增长，占GDP比重长期高于20%，有效发挥外需引擎作用。巴西出口虽总体上升，但占GDP最高仅达16.5%（2004年），外向型特征不显著，出口对增长的数量支撑有限。

（二）出口质量：复杂度决定增长潜力

采用Hausmann等人构建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衡量技术水平。1990年以来，韩国出口复杂度稳步提升，反映其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转型的成功。巴西则在2000年达到峰值后因大宗商品周期影响持续下滑，技术升级停滞。

进一步分析人均GDP与出口复杂度的相关性发现：韩国相关系数高达0.973，表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技术进步；巴西为-0.426，显示初级产品主导的出口结构反而抑制了高质量增长。

三、出口传导机制差异：产业结构与社会政策的深层影响

出口能否转化为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巴西与韩国在此方面存在根本差异。

（一）“出口-产业-增长”传导机制对比

1962年以来，两国产业政策经历三个阶段：

• 1962–1974年：同以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但韩国已启动产业转型布局；
• 1974–1992年：均发展高科技出口，韩国集中资源培育优势产业，巴西则分散支持多种中高科技领域；
• 1992年至今：韩国完成高科技转型，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巴西产业升级失败，经济复杂性下降。

技术差距逐步拉大。自1984年起，韩国专利数量超越并远超巴西。产业结构亦明显分化：截至2015年，巴西制造业占GDP 23.6%，人均产值仅为韩国的25.9%。由于缺乏有效产业政策引导，巴西制造业向资源加工和组装环节倾斜，部分民族工业在开放竞争中被淘汰，出现“去制造业化”，削弱了出口的技术基础与增长传导能力。

（二）“出口-增长”内生化传导机制对比

出口带来的收入需通过消费转化为内需动力。韩国自80年代起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社保、促进教育公平，基尼系数长期低于0.4，收入分配较均衡，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高，外需向内需传导顺畅。

巴西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5，最高与最低20%人群收入差距超20倍。财富集中导致消费能力受限，出口收益难以广泛惠及民众，内需扩张受阻，经济增长对外部冲击抵御力弱。

（三）“出口-减贫”传导机制对比

韩国建立覆盖弱势群体的公共救助与社会福利体系，使外向型增长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巴西出口红利集中在特定行业和地区，减贫政策受经济波动干扰，效果不稳定，贫困制约内需发育与社会稳定，阻碍产业升级。

四、结论与启示

巴西与韩国的经验表明，在相似外向型模式下，出口能否推动高质量增长，取决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含量提升及社会政策配套。韩国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出口与产业协同发展，形成稳定增长动力；巴西则因初级产品依赖、产业升级滞后和社会分配失衡，导致“外需强、内需弱、增长慢”的结构性困境，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启示一：强化出口与产业的良性互动
应持续推进出口结构升级，降低对单一商品的依赖，打破初级产品利益链，提升出口的技术含量与经济效益。

启示二：构建畅通的“外需-内需”传导机制
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将外需增长转化为内生动力，提升经济韧性。

启示三：以政策纠偏弥补市场缺陷
出口导向不会自动解决社会问题，需配合产业、财政与社会政策，缓解结构性矛盾，避免发展失衡。

启示四：把握转型窗口期，及时调整发展模式
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红利期有限，须在增速放缓前主动转型升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避免被动应对带来的发展滞后。

当前中国正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借鉴巴西教训与韩国经验，突出质量导向、结构优化与社会协同，是实现可持续跨越的核心路径。

岳云霞、史沛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原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