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的新兴经济体角色

从力量对比到规则重塑：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与实践

进入21世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发达国家，2008年后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2016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达58.1%，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75%。尽管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美元霸权、跨国公司控制力及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等方面未发生根本性改变。IMF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发达国家经济下滑0.2个百分点，反映出双方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然而，现有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这一变化，旧体制与新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图2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更替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显著提升。IMF测算，其汇市波动对发达经济体外溢效应最高达40%，股市波动达33%。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以联合国会费为例，2000至2017年，金砖国家承担比例增长284.8%，而七国集团（G7）同期下降28.1%。此外，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对外援助规模持续扩大，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相继成立，推动金融服务多元化，弥补传统机制供给不足。

图3 联合国会费承担比例：BRICS与G7（单位：%）

数据来源：UN COMMITTEE ON CONTRIBUTIONS.

图4 官方发展援助承担比例：G7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单位：%）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 (IDS) online.

尽管新兴经济体已成为重要责任承担者，但在决策权与话语权上仍未获得相应匹配，制约其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

传统治理体系以西方理念为主导，但近年来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外部方面，新兴经济体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南南合作、股权均等化等新理念，强调平等与发展权。内部方面，欧美在治理路径上存在分歧：美国倾向单边主导，维护美元霸权；欧洲则倡导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制度扩展吸纳新兴力量。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和金砖机制成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制度建设的重要突破。G20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平台，金砖国家则通过设立新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在金融体系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8年以来，美欧推行“公平贸易”，实施大量贸易保护措施，仅美国在2008–2016年间就采取600多项限制性举措。新兴经济体作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主要实践者，成为主要受害者。为此，金砖国家通过G20机制推动达成不采取新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并积极推动WTO多边谈判进程。2013年WTO第九届部长会议达成首份多边贸易协议，为多哈回合注入新动力。同时，区域合作加速推进，如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构建统一市场，避免规则碎片化。

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新兴经济体呼吁推进三大改革：一是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探索超主权货币；二是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相对稳定，防止竞争性贬值；三是建立机制化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资本流动管理方面，G20杭州峰会开启相关讨论，新兴经济体主张提高短期资本流动透明度，征税抑制高频投机交易，限制货币错配，并在必要时期实施资本流动管控。

发达国家主张外资享受“最低待遇标准”并获“及时、充分、有效”补偿，而新兴经济体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特惠贸易投资协定（PTIAs）构成当前复杂重叠的投资规则体系。2012年起，新兴经济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同时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但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壁垒，阻碍新兴经济体企业海外并购。美国2012年推出新版BIT范本，推行“负面清单”模式，强化投资者保护，引发新兴经济体对投资规则公平性的关切与改革诉求。

新兴经济体长期呼吁提升在IMF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2010年IMF完成份额与投票权改革，金砖国家获得更大权重，但因美国国会拖延，直至2016年才生效，滞后于实际经济地位变化。世界银行2015年股权改革后，中国份额升至4.42%，位列第三，但仍远低于美国15.85%的控股权。改革进程缓慢反映出既有权力结构的刚性，也凸显新兴经济体推动治理机制更加公平合理的迫切需求。

表1 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IMF Finance Department, July 2011.

本文发表于《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6-201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