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困局与转型：从危机到改革的路径分析
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演变及马克里政府改革前景
2003—2011年，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阿根廷经济年均增速达7.1%。但自2012年起，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影响，外汇市场与金融体系剧烈波动，并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克里斯蒂娜政府第二任期虽推出多项调控政策，但未能扭转财政赤字攀升、货币政策失效的局面。截至2015年大选前，外部需求疲软与结构性失衡已使财政赤字突破警戒线。同年12月，中右翼“变革”联盟领袖马克里当选总统，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推动发展模式由“进口替代”向融入国际市场转型。尽管改革初见成效，但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外债负担、结构失衡与政治博弈仍未根本解决。
2010年阿根廷经济实现复苏，2011年在“选举经济”刺激下增长6.0%。然而2011年下半年起，发达国家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深化及巴西经济衰退导致投资者信心下滑，资本外流加剧。2012年后，外部冲击叠加国内政策失效，资本外逃、外汇短缺与高通胀交织，经济陷入困境。2015年11月，在社会动荡背景下，马克里胜选并启动全面经济改革。本文从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与政策特征出发，剖析深层次矛盾，并评估马克里政府改革前景。
一、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内忧外患并存
2012年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IMF数据显示全球GDP增速由2012年的3.5%降至2015年的3.2%，为金融危机后最低水平。发达经济体复苏脆弱，美国增速从1.2%回升至2.6%，欧元区2014年才摆脱衰退，日本增长停滞。新兴市场连续五年增速下行，2012—2015年GDP增速从5.3%降至4.0%，拉美地区受外部需求减弱与投资下滑拖累，2014年仅增长0.9%，2015年起陷入负增长。
阿根廷作为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经济体，首当其冲。2012年经济增速骤降至1.9%，为拉美降幅最大国家之一；2013年因政策干预短暂回升至2.4%；2014年随巴西、委内瑞拉衰退，GDP同比下跌2.5%，仅次于委内瑞拉。2015年大选年实现2.5%增长。
图1 2010—2016年阿根廷经济与就业指标（%）
资料来源：依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6数据绘制，其中2016年度数据为预测值。
通胀持续高企。2012年官方通胀率为10.8%，实际或达20%~25%；2014年升至23.9%，2015年达27.5%，远高于拉美平均水平（不含委内瑞拉为7.9%），全球仅低于委内瑞拉和乌克兰。
对外账户方面，2012年经常账户仍盈余（占GDP的1.9%），但此后贸易条件恶化，商品顺差收窄，服务赤字扩大，经常账户转为赤字，2015年达GDP的2.8%。资本账户因资本管制及2015年中阿1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维持顺差。FDI波动剧烈：2012年增长27%，2013年下降25%，2014年受国有化政策影响再降41%。
财政压力不断加深。税收和社保缴费为主要收入来源。2012年税收增速26%，但随经济放缓，地方普遍加税以维持支出，总税收占GDP比重上升，成为拉美税负最重国家之一。社会补贴（尤其是能源补贴）和转移支付构成主要支出，高通胀下此类开支占比逐年上升，2014年同比激增42.1%。资本性支出因信贷扩张政策同比增长超40%。收支双向压力导致初级财政赤字与总财政赤字持续攀升，2015年分别达-1.9%和-3.8%，突破安全警戒线。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由2014年的42.8%升至2015年超50%，远高于拉美平均34.3%。
图2 2010—2016年阿根廷中央政府财政收支与公共债务情况（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依据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0–2016年数据制作。
财政纪律松散，支出效率低下。中央银行通过“临时垫付”等方式向财政输血，用于工资与补贴支出，加剧财政可持续性风险。
金融市场压力显著。2012年资本外流近120亿美元，民众持有美元资产达1707亿美元，为央行外汇储备的4倍以上。资本管制推高贬值预期，比索加速贬值：2012年实际汇率下降8.5%，2013年4月下降17.2%，黑市汇差一度超100%。2014年多次大幅贬值，2015年大选前外汇储备仅270亿美元，为2006年以来最低。
二、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特征
面对内外压力，克里斯蒂娜政府推行贸易保护、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效果有限。
（一）持续强化贸易保护
为应对外汇短缺与经常账户赤字，政府延续“进口替代”战略。2012年实施“进口提前预申报制度”，并对工业品征5%、能源产品征40%进口税。2013年废除非自动许可证但上调百种产品关税；2014年底对百种商品加征35%进口税。此类措施引发美国、欧盟等向WTO提起诉讼，阿根廷成拉美被诉最多国家。负面影响包括：企业清关延误、贸易毁约率上升；走私频发、海关腐败；生产所需中间品进口受限，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
（二）财政政策被迫扩张
2012年初级财政支出同比增29%，财政赤字达GDP的0.2%。议会通过央行改革案，将财政贷款额度上限由基础货币12%提至20%，实现财政扩张。年内三次追加预算，总赤字达530亿比索，全年增长26.6%。2014年总财政赤字达-4.3%，2015年为-3.8%。总支出增速持续高于收入，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17.3%降至2015年的15.5%，低于拉美平均20.7%。
（三）货币政策几近失效
2012年央行改革后，货币政策目标扩展至促进增长，财政融资权限扩大，政策呈现应急性、短期化特征。
第一，货币发行宽松，流动性过剩。2012年M2实际增速达32.4%，超目标上限；2013年为30.9%；2014年降至23.1%；2015年再度升至33.2%。央行对财政转移支付是货币超发主因。
第二，信贷扩张未有效拉动生产投资。2012—2015年信贷占GDP比重达27.8%~40.8%。政府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5%以优惠利率投向生产部门，50%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2012年贸易部门贷款增46%，2013年达54%。2014年推利率封顶与免息消费贷，2015年设利率上限与存款下限，鼓励“生产性投资”。
第三，外汇管制加剧汇率扭曲。2012年起限制个人购汇、对境外信用卡消费征税，企业对外支付需审核。2013年税率提至35%，推“资产漂白”计划。2014年限制企业每日外汇转移额度至15万美元，商业银行外汇资产比重降至20%。管制导致“双重汇率”，比索贬值预期持续升高。
第四，汇率成隐性政策目标，利率被动上升。2012年基准利率12.8%，2013年14.6%，2014年短期债券利率升至26%，2015年达27%，接近27.5%通胀率，但仍远低于52%的贬值预期。利率政策在稳汇率、控通胀与促增长间摇摆，调控陷入两难。
总体看，货币政策财政化趋势明显，高利率难抑通胀，外汇管制反推贬值预期，调控几近失效。
三、深层次矛盾分析
2012年以来经济困境既是外部冲击结果，更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一）负债发展模式制约经济自主性
历史上两次债务危机（1982、2001年）使外债问题长期困扰发展。2012年后政府优先偿债，如期清还“博登债券”、与“秃鹫基金”达成重组、偿还“巴黎俱乐部”欠款，外债占GDP比重控制在10.7%~14.5%。但问题犹存：一是2015年底外汇储备仅300亿美元，偿债能力受限；二是2014年技术性违约暴露法律风险；三是长期信用缺失致融资困难，国内储蓄率低，资本积累不足，结构调整依赖外资，负债发展风险仍在。
历史表明，若储蓄不足而支出高企，举债模式蕴含高风险。基什内尔政府曾试图转向内生增长，但扩张性政策难控通胀。经济学家费雷尔呼吁回归普雷维什结构主义思想，强调摆脱外部依附。当前出路在于加强内部调整，建立内生发展机制。
（二）产业结构单一削弱经济韧性
出口依赖初级产品与农业制成品，进口依赖资本品与高科技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产业“空心化”严重，制造业发展缓慢，工业生产依赖进口中间品，易受外部冲击。2003—2008年大宗商品繁荣期未用于产业升级，错失结构调整机遇。2012年后外需萎缩、价格下跌，贸易量价齐跌，赤字扩大，结构脆弱性凸显。
历史上进口替代时期外资受益多于本土产业；1990年代私有化使跨国公司主导经济；2003年后“再工业化”尝试因农牧集团抵制而失败。2011年“2020工业战略计划”目标十年工业增长7%，但后续保护主义与加息政策抬高成本，背离初衷。数次“再工业化”均未成功。
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下，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加快重构产业链。阿根廷亟需制定有效工业战略，培育非传统出口优势，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增强经济自主性。
（三）政治与社会因素制约治理能力
利益集团博弈激烈，政党政治衰弱，难以形成政策共识。2012年后农业出口税与外汇管制引发出口集团、跨国资本与中产不满。2013年物价冻结政策招致企业界反对；政府拒绝按真实通胀与工会谈判，导致劳资关系破裂。执政联盟失去劳工支持，成为罕见无工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权。
货币贬值与管制加剧民怨，罢工频发：2014年两次全国罢工与“断路者运动”，2015年再爆发两次总罢工。政府被迫妥协：2015年8月上调最低工资28.5%，11月签署紧急法案突破预算限制，支出透支700亿比索，赤字削减计划流产。
各方利益冲突导致政策反复，治理能力下降。2015年反对党借经济失败发难，“变革”联盟胜选，终结长达十余年的左翼执政周期。
四、马克里政府改革与未来前景
2015年12月马克里上任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一是汇率“休克式”自由化，比索一次性贬值，释放贬值压力；取消贸易管制，降低农产品出口税，缓解外汇短缺。
二是结束与“秃鹫基金”纠纷，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吸引外资参与基建项目，打破长期孤立状态。
三是财政紧缩：削减补贴、裁员，推动税制、养老金与教育改革，提升财政效率。
四是货币政策转向：以短期利率为主要工具，多轮降息，寻求稳通胀与促增长平衡；自2017年起实施“通胀目标制”，探索中长期框架。
IMF评价积极，认为改革纠正了宏观失衡与微观扭曲，改善中期前景。2016年预算案优先扩大公共投资；2017年3月政府提出实现3%~4%长期增长目标。
有利条件包括：债务可控、财政赤字不高、金融风险较小；投资环境改善有望恢复信心。
但挑战严峻：内外环境未根本改善，消费与出口双疲软，新增长模式未立，“滞涨”风险上升，内生动力不足。
中短期风险包括：
（1）美联储加息或致资本回流，比索承压；
（2）美元走强压制大宗商品价格，外贸不确定性高；
（3）高通胀抑制消费，推升工业成本，削弱国际竞争力；
（4）财政紧缩与工业萎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5）“变革”联盟在国会不占多数，与“胜利阵线”对立，改革面临较高政治成本。
长期看，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但受制于外部波动与国内政治博弈，进程缓慢，经济增长前景仍具不确定性。
朱晓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语学院讲师。
本文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