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增长迷局：制度与要素的双重困局
全要素生产率偏低与结构性矛盾制约长期发展
本文聚焦阿根廷经济增长困境，运用制度经济学方法梳理其20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指出以农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民众主义政策构成其初始增长模式的核心特征。通过增长模型测算，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TFP）长期偏低，成为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文章进一步分析资本形成与经济结构问题，揭示经济政策与社会诉求长期背离的内在动因。尽管各利益主体基于理性做出选择，但制度性内生冲突阻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经济学界，阿根廷常被视为一个特殊案例——“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19世纪末，阿根廷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六，生活水平高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然而此后百年间，其经济增长波动剧烈，尤其在一战前后、大萧条时期及军政府执政阶段表现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特别是80年代以来，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达半个世纪。相比之下，曾远落后于它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已相继完成经济跃迁。
第一部分：阿根廷经济增长迷局与初始路径
阿根廷的增长难题引发广泛研究。学者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负面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制度变迁、贸易结构与比较优势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然而，单一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其复杂历程，加之历史数据匮乏，尤其是汇率不稳定导致统计可比性差，进一步增加了研究难度。
19世纪下半叶，依托潘帕斯草原的优质土地资源，阿根廷大力发展农牧业，羊毛、皮革和谷物出口带动投资与移民涌入，推动早期经济增长。1890—1914年为阿根廷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巅峰期，但年均增速仅为2%。一战后全球贸易壁垒上升，阿根廷仍依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未能实现实质性转型。1914—1960年间，GDP年均增长3.2%；至“失去的十年”前，增速为3.5%。
表1 1890—1980年阿根廷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C.B. Schedvin, “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III, 4, 1990, pp.533-559.
传统凯恩斯主义框架将阿根廷早期增长归因于农牧业繁荣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扩张，类似现象也见于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被称为“泛英国殖民地效应”。但该模型难以涵盖所有变量。例如，对1914年或1929年作为分界点的不同选择，反映了学界对贸易驱动还是资本驱动的分歧。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际贸易壁垒，阿根廷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到1962年数据显示，农业原材料出口占商品出口23.09%，食品出口占比高达71.52%，制造业出口仅3.47%。这表明产业结构仍未摆脱初级产品依赖。同时，进口替代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引进造成外汇压力，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加剧了转型困难。
至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已形成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工业国有化和农牧业出口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民众主义政治诉求亦趋于成熟，深刻影响后续政策走向。
中等收入时期的制约因素
尽管60年代阿根廷发展水平领先韩国、新加坡，但增长极不稳定。1960—20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仅2.16%，标准差达5.63%，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2.99%和美国3.26%的稳定性。
从相对美国人均GDP看，阿根廷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60—1990年持续下滑期；二是1990—2002年触底反弹期，人均GDP相对水平从17.89%回升至21.67%；三是2002年至今缓慢恢复期，2012年一度回升至24.63%。这一轨迹与历次外部冲击高度重合，包括1982年与2001年债务危机、1990年私有化改革以及墨西哥（1995）、巴西（1999）金融危机。
图1 阿根廷与世界GDP增速及阿根廷对美国人均GDP占比（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绘制。
进口替代工业化暴露出多重问题：中间品和机械设备进口需求旺盛，外汇支出高企；国有化推进过快但管理低效，制约产业升级；出口创汇仍依赖农产品，形成路径锁定。此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环境未变，导致该战略执行时间远超预期，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障碍。
民众主义是贯穿阿根廷20世纪至今的政治经济特征。始于19世纪末，庇隆主义作为其典型代表，以城市工人为基础，强调扩大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尽管定义尚存争议，但其作为政策工具深刻塑造了国家治理逻辑。
政治体制方面，尽管阿根廷较早实行民选制度，但1983年前频繁经历军政府与文人政府更替。1916年至1958年间，军政府七次夺权，常逆转既有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军政府未必推行保守经济政策，有时反而支持自由市场；而民选政府也不一定延续左翼路线——如庇隆党出身的梅内姆在任内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体现新自由主义取向。选举政治对经济决策影响深远，政策连续性受制于周期性政权更迭。
综上所述，进口替代工业化、民众主义倾向与农牧业主导型产业结构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并持续影响其后数十年的发展轨迹。这些因素不仅固化了特定社会政策，压缩了经济调整空间，也加剧了制度层面的不稳定性。
高庆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芦思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