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去工业化”困局：货币政策失衡与再工业化挑战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利率偏倚加剧工业衰退，新兴经济体制度错配亟待破解

21世纪以来，巴西呈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制成品出口萎缩。这一现象背后，除外部冲击外，深层次原因在于其照搬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制度性错配，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僵化运用。

自20世纪90年代起，巴西推行雷亚尔计划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在短期内实现了物价稳定和宏观经济预期改善。然而，作为长期受高通胀困扰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在执行该政策时面临特殊结构性约束：一方面需控制通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干预汇率以应对外部波动，导致货币政策实际运行呈现“畸形”特征。

由于历史上的恶性通胀遗留问题，巴西存在显著的“财政主导”现象——政府依赖央行融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弱、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胀频繁提高利率，不仅推升政府债务成本，引发财政赤字压力，还造成雷亚尔升值，抑制出口、扩大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入依赖和利率上行循环。

高利率环境严重压缩国内信贷空间，削弱企业投资意愿，尤其对资金匮乏的私营部门形成制约。数据显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私营企业83%的贷款来自国有银行，其中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占比达三分之一，凸显私人金融体系支持能力不足。

此外，巴西外债结构中美元债务占比较高，且长期债务占比超90%，货币与期限错配放大了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当资本流动逆转或市场信心动摇时，央行被迫加息维稳，形成“加息—贬值—再加息”的自我强化机制，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融资空间。

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指出，拉美国家陷入“新宏观发展陷阱”，表现为长期高于国际水平的利率与持续高估的汇率。这种结构性困境直接抑制了固定资本形成，成为巴西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核心动因。

尽管历届政府均强调制造业的基础地位，但工业化始终未被真正置于政策优先位置。二战后巴西通过进口替代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实为解决内外失衡的权宜之计；进入21世纪后，即便卢拉政府批评前任遗产“糟糕”，仍在宏观经济框架上延续原有路径，维持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未能推动实质性产业转型。

当前全球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发达国家聚焦高端制造回流与产业链重构，新兴经济体则面临升级压力。巴西虽在2015–2016年经济衰退后通胀压力缓解，货币政策空间有所拓展，迎来发展新兴产业的窗口期，但能否借此推动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工业集聚，仍取决于制度改革的决心与执行力。

总体而言，巴西的“去工业化”并非经济发展自然阶段的结果，而是过早脱离制造业支撑所致。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背景下，重振制造业、提升工业竞争力，已成为巴西实现可持续增长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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