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资源依赖：拉美发展困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资源民族主义的扩张加剧政策不确定性，损害长期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拉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其深层根源在于民粹主义思想主导下形成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权属结构频繁变动和制度非理性。该地区的家长制与恩庇制政治传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割裂了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制度联系，导致资源管理政策缺乏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严重制约营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国有化倾向加剧生产要素“挤出”效应

在民粹主义框架下，国家领导人常以“拯救者”形象出现，将经济困境归因于外部势力或少数精英阶层。在此逻辑推动下，资源开发被视为外国资本与国内特权集团共谋的利益工具，进而催生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尽管此类举措在短期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主意识，但长期来看，过度强调资源主权导致政府滥用控制权，忽视结构性改革责任。

以委内瑞拉为例，查韦斯政府通过强化对石油产业的控制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削弱了对外资和技术的吸引力。类似地，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PEMEX）自20世纪30年代成立以来长期垄断油气领域，政治干预严重阻碍其技术升级与资金投入，致使深海勘探与天然气开发进展缓慢。高度国有化不仅排斥私营及外资参与，还助长工会利用资源繁荣获取政治利益，形成扭曲的激励机制，最终降低行业效率与竞争力。

二、资源权属钟摆式波动引发政策不确定性

拉美资源管理模式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反复摇摆，造成产权环境不稳定，显著抬高投资风险与交易成本。这一变迁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外国资本绝对控制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英美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下，跨国企业掌控多数国家的采掘业。
国有化与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30年代起）：多国推行自主发展模式，收回资源权益，加强国家对收益的支配。
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1980年代）：受债务危机影响，在国际金融机构要求下实施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
再国有化浪潮（1990年代末至今）：面对外资主导带来的社会失衡，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重启国有化进程，强化国家对能源矿产的控制。

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复兴导致合同调整频繁。如委内瑞拉通过《新油气资源法》提高矿区使用费与政府分成比例；厄瓜多尔于2010年废除原有产品分成合同；阿根廷2012年强制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资产。此类政策突变加剧投资争端。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统计，截至2018年，拉美占全球投资纠纷案件约30%，居首位，其中能矿领域占比最高。

三、对中国摆脱“资源诅咒”的启示

拉美教训表明，制度弱化与民粹思潮交织易使资源富集国陷入低效治理与路径依赖。中国在推进资源型地区转型过程中，应重点借鉴以下经验：

第一，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政策可预期性。 拉美国家普遍缺乏稳定的制度化政企社关系，导致政策朝令夕改。我国需健全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沟通机制，尤其在资源富集区，避免行政权力对经济社会权利的过度干预。构建完善的问责体系，确保资源收益的征收、管理与分配公开透明，增强公众监督效能，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与治理水平。

第二，培育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文化。 成功规避“资源诅咒”的国家往往具备广泛的社会共识，如智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审慎使用铜矿收益的制度文化，有效抑制民粹冲动。我国应推动全社会对逆周期调节、技术创新投入、内生增长能力建设等政策目标达成认同，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引导政策从短期利益导向转向长期发展战略，实现制度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本文发表于《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芦思姮（1987—），女，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拉美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