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结构主义通胀理论的演变与争议

从里约研讨会到主流经济学的“翻译”困境

1963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通胀与增长”研讨会标志着拉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节点。会议既回应了该地区严峻的通胀现实，也承载着冷战背景下维系拉美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关系的地缘政治意图。在此背景下，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关于通胀成因的理论主张受到关注，但其核心思想在被“翻译”进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逐渐被简化、重构甚至弱化。

以Dudley Seers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试图将结构主义观点纳入可被主流接受的分析框架。Bronfenbrenner和Holzman（1963）基于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将结构主义解释为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一种变体，并将其与美国学者Gardiner Means和Charles Schultze提出的“本土结构主义”相类比，认为部门间需求转移在价格黏性环境下会引发通胀。这一路径虽提升了理论的可对话性，却也模糊了结构主义对历史、制度与权力关系的根本关切。

Seers因其系统性表述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Olivera（1964）称其1962年论文是“结构主义最全面、最严谨的表述”。此后，Cochrane（1972）、Vickery（1974）等非拉美学者均以Seers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或理论整合，进一步巩固了其代表性地位。然而，这种代表性建立在对原始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之上，忽略了Noyola、Sunkel和Pinto等人强调的阶级冲突、制度变迁与历史特殊性。

1963年后，拉美内部理论发展分化为两大方向。一派以Olivera（1964, 1967）为代表，致力于将结构主义一般化和形式化，提出结构性通胀作为独立类型，与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并列。他构建瓦尔拉斯模型揭示工资调整弹性与价格加成差异如何驱动持续通胀动态，被Canavese（1979）誉为“最精确的表述范式”，并启发了Ortíz（1986）从科学哲学角度论证其理论有效性。

另一派则对形式化路径持批判态度。Colin Danby（2005）指出，Olivera和Seers的研究实质上背叛了Noyola所坚持的“阶级冲突导向的制度政治经济学”，使结构主义沦为新古典框架内的“特殊病态案例”。Pinto与Sunkel（1966）早在数十年前即警告，“科学严谨性不应等同于数学表达”，发展问题必须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Sunkel（1967）强调，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形式化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发展挑战。

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过度聚焦传导机制而忽视根本成因，削弱了结构主义的解释力。Ocampo（1983）批评Olivera将结构性通胀归因于价格黏性，仅说明了机制而未触及非弹性的制度根源。Pérez Caldentey（2019）认为，数理化趋势导致理论倒退，使结构主义被收编进正统经济学逻辑，丧失其批判性和原创性。

颇具讽刺的是，推动这一“收编”的不仅有北半球学者，还包括部分自认支持结构主义的经济学家。Uri、Kaldor与Ruggles（1969）在《拉丁美洲的货币政策》中虽承认结构特殊性，但仍主张用超额需求理论解释拉美通胀，否定构建全新理论的必要性。他们继承Seers的分析转向——从“基本成因”转向“工资-价格螺旋”等动态过程，从而强化了惯性通胀假说的地位。Simonsen后来成为该假说的关键发展者，其模型简化了分配冲突与制度约束的作用，影响深远。

Margarita Fajardo（2022）将1963年会议视为拉美经委会引领全球学术讨论的象征性时刻。会议确实在提升国际学界对拉美问题关注方面取得成功，但其代价是淡化了结构主义的历史深度与制度实质。尽管Noyola、Sunkel和Pinto的思想仍在本地延续，国际主流认知仍依赖Seers、Olivera等人提供的英语文献版本。正如Solís（1965）在《美国经济评论》所评：拉美经济学家的专业发展滞后，加剧了理论传播中的失真。

综上所述，拉美结构主义在走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原创性批判理论向可沟通但被稀释的知识形态的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边缘知识中心融入主流学术体系时面临的普遍张力：既要被听见，又要保持自身独特性。

原文作者：Carlos Eduardo Suprinyak and André Roncaglia de Carvalho

资料来源：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7: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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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段昭星   校对：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