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并任命保罗·格德斯为经济部长。尽管格德斯备受争议，但其自由市场立场受到金融精英青睐。面对经济政策质疑，博索纳罗常以“让格德斯来回答”回应，凸显后者在经济事务中的象征性地位，甚至被戏称为“Posto Ipiranga”——寓意无所不能的加油站，暗喻其被赋予过高的政策期待。

尽管二人在2022年大选中落败，但在执政初期（2019年）曾获得广泛支持。这一支持源于此前罗塞夫政府时期积累的财政与经济危机。2014至2016年间，巴西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迅速攀升，主要原因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收入减少、国内经济波动影响税收、长期减税政策削弱财政收入，以及公共支出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需疲软加剧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从6%升至12%。

然而，公众对危机的理解不同于经济学分析。自2014年启动的“洗车行动”揭露了大规模政商腐败，使民众普遍将经济困境归因于体制性腐败。这种认知为反建制候选人博索纳罗和主张减少国家干预的格德斯创造了有利舆论环境。自由主义改革被视为解决危机的出路，二人因此获得推行经济变革的民意基础。

但事实上，博索纳罗政府在任期内几乎未系统推进结构性改革。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举措是2019年通过的养老金改革，其方案与前任特梅尔政府版本相似，主导权实际掌握在众议院议长罗德里戈·马亚手中，格德斯并未发挥核心作用。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若干零散措施：颁布《经济自由法》以简化企业运营手续；调整卫生、铁路和港口监管框架（部分延续自特梅尔政府）；正式确立中央银行自治权——此举虽具象征意义，但央行并无独立设定通胀目标的权力，仅作为执行机构存在；以及出售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电力公司，成为少数直接影响财政的私有化案例。

总体来看，除养老金改革和个别资产出售外，政府缺乏统一的财政战略。既未推动广泛的体制改革，也未建立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改革举措呈现碎片化、被动响应特征，缺乏连贯性和前瞻性。所谓“自由主义革命”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实际政策行动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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