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é Antonio Ocampo，哥伦比亚著名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担任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执行秘书及哥伦比亚财政部长。他在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与发展政策领域著述颇丰，其与Luis Bértola合著的《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被视为研究拉美经济的经典之作。Ocampo于2004年和2022年在El Trimestre Económico期刊发表两篇文章，系统梳理了1870年至2014年间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深入剖析“进口替代”“中心-外围”“资源榨取”“金融危机”等关键议题，为理解拉美经济提供了重要框架。本系列将陆续编译推送这两篇核心文献。

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一）晚来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创拉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叠加外部融资骤停，引发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震荡。金本位制相继在多国瓦解，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进一步加速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资本外流与外资撤离迫使各国调整金融结构，普遍采取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多重汇率等手段缓解财政与国际收支压力。债务展期成为主要应对方式，至1935年，拉美发行债券中97.7%延期支付；1945年仍有62.8%未恢复偿付。

上述调整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起步。汇率变动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刺激国内生产，尤其在原有工业基础较强的国家。同时，政府放弃正统货币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与信贷政策，通过设立国有银行直接干预金融市场，促进内需复苏。

值得注意的是，外围经济体的需求管理必须以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为前提。30年代的“债务展期”正是这一逻辑下的特殊调节机制。相比之下，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延续顺周期调控理念，未能充分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约束。

尽管大萧条常被视为发展模式转折点，但经济史研究表明，出口时代向国家主导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保护主义与工业扩张早在此前阶段已有根基。1930年代末，各国设立工业发展银行等专门机构，推动战略产业国有化，典型如1938年墨西哥石油工业国有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工业化趋势。国际市场供应中断促使拉美扩大本地生产，美国为获取战略资源加强与拉美合作，并通过进出口银行支持多项进口替代项目，客观上助推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

战时经验也催生新政策工具：不可兑换英镑储备引发通胀，推动货币冲销实践；战后大规模投资需求促进中央银行职能深化。部分国家还借此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

（二）影响国家主导工业化的事件、观点和机构

30年代危机与二战共同塑造了新的发展路径，而拉美因远离战火、积累国际储备、实现较快增长，在1950年占全球产出比重达7.8%，具备深化转型的基础。

“进口替代工业化”常被用于描述1945年至1970年代的发展战略，但该标签存在局限：其一，政策核心是国家深度参与而非单纯替代进口；其二，保护主义与工业化早有历史渊源；其三，出口仍具多重功能——提供外汇、财政收入及增长动力，尤其在中小经济体中。至1960年代末，多个大国已转向“进口替代+出口促进”的混合模式，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更准确的概念应为“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国家在经济领域广泛介入，涵盖商品与外汇市场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商业银行与发展金融机构、引导私营资金投向优先领域，并通过技术合作与担保机制推动公私协作。社会层面，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该过程伴随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人口增长率于1950–1965年间攀升至2.8%峰值，城市化进程全球领先，城乡结构重组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1940年代末，由劳尔·普雷维什领导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提出“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工业化是边缘国家突破技术锁定、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路径。该理论不仅为区域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也深刻影响了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国际机构的政策取向。

然而，自1950年代末起，CEPAL转而批评过度保护与封闭式替代，倡导通过出口促进与区域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建立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L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与安第斯集团。其社会改革主张亦被美国“进步联盟”所借鉴。

国家干预战略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支持：美国在战时鼓励拉美工业化以保障资源供给；战后私人资本看好受保护市场的投资机会；世界银行直至1970年代末仍持续资助进口替代项目，认可工业化对发展的核心作用。

此外，战后初期初级产品价格低迷再度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美元短缺”现象凸显外部约束。欧洲货币不可兑换进一步限制出口回款能力。尽管GATT于1947年签署，但国际贸易组织（ITO）未能成立，且农业与纺织品等发展中国家优势领域被排除在自由化之外，加剧“出口悲观主义”，强化了进口替代的正当性。

1960年代，全球“黄金时代”经济增长为外围国家带来一定机遇，普惠制（GSP）与初级产品协定试图改善发展中国家出口条件。多边开发银行与双边援助机制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完善。

古巴革命后，美国提升拉美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成立美洲开发银行（IDB），并于1961年发起“进步联盟”，吸纳CEPAL长期倡导的混合经济、土地改革、税制改革与社会投资等政策方向。但援助附加条件及资金落实不足，导致合作摩擦频现。

编译：林沐夕  校对：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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