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宣布隐退，企业家如何助推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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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发布2021 年度致股东信，宣布董事会已批准其辞任董事长，由联合创始人、现任 CEO 陈磊接棒。黄峥在致股东信中称，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至异化，让其意识到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要改变就必须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这只言片语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黄峥宣布从拼多多隐退，更多地结合个人兴趣，专注对科学领域的助推，致力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成为“科学家的助理”。简单地说，黄峥表达的是“规模和效率”到头了，现在要靠科学和科技的再次进步去解决核心问题了。

      回首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企业对于走“贸工技”还是“技工贸”路线的探讨，一度非常引人注目。前者先做生意，求规模求效率，以此实现一定的原始积累，然后开发新产品，最后再争取技术高地，找到更强的竞争力和壁垒。而后者希望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努力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所带来的丰厚利润。

      其实这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路径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时代约束的产业分工的问题。当你是一个产业的既定游戏规则的玩家的时候，你只能是“贸工技”，遵循规则，在别人创造的技术红利中分一小杯羹，好好赚钱改善生活。而当你是行业的引领者和定义者的时候，你必须要成为“技工贸”，需要不断去构建新的技术红利，才能自己获得最大优势，当然也必须分给世界一些红利，否则自己也无法长期利益最大化。

      很显然，那时候中国企业要走“技工贸”路线是非常非常难的，“贸工技”是主流务实的路线。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和创业者面对环境的变化都是巨大的。生产制造优势之上的完整产品定义能力，已经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优秀公司，“贸工技”已经变成“工贸技”。从 PC 产业到国产手机产业的崛起就是典型代表，甚至如果泛化来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也是这个逻辑。

      比如美团这样的企业，抓住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本地生活服务产品重新定义的机遇，成为了国民平台。这个过程中为了满足服务需求和提升效率，在骑手调配体系上运用大数据和 AI 等技术，建构了非常有优势的底层技术能力。并且为了进一步满足运营需求，还在加大对于无人配送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这是比较典型的“工贸技”路线。

      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家去追求“技工贸”的思路。这背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各个领域，逐步从行业游戏的老实玩家，变成引领者，甚至要成为是行业的定义者。最近的国际形势之中，对于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的恐惧，除了政治的视角，本质上也是源自中国科技企业可能会颠覆现有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产业的定义者。那么这时候几十年前中国商业的“贸工技”宿命，就成了其他玩家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改变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参与创造新的技术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将要面对完全不同的风险、压力和迷惘。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面的车的尾灯灯光行路会容易很多。但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面的车，就没有尾灯可以导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尾灯理论”。但是显然，做一个追随者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早早行动的公司，将来才有机会能够影响工业结构、制定游戏规则，才有希望争取未来的胜利。而想要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定义者，让创造技术红利这件事成为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时候，“技工贸”的排列组合已经不够了，因为在“技术的高地”的前方，是“科学的高原”，当我们探讨“技工贸”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是“科技工贸”。

      总结人类过去 30 年的社会巨变，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AI等等关键技术红利，其科学理论基础早就在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完成。而转变为技术的引爆，产生结构性机会的，也都来自于几十年来从科学到技术的不断演进突破。如果中国的科技企业想要在“技工贸”上做到生生不息，只盯着技术的高地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在科学研究层面的源头，真正的自己创造的跨时代的技术红利，就无法更有效的诞生。而这件事不能只靠科学家，也不能只靠企业家，甚至不能完全压给国家，而应该有更多样性的路径。

      相当一部分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最终能对世界带来影响和改变，但是总体来说，“科学家创业”对科学家们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从研究到市场，对人的能力要求频谱是非常宽的，能得诺贝尔奖的，确实未必能做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所以科学家们之中有不少人，很愿意和企业家做交流，很看重企业家对需求和趋势的判断。

      但是，很多时候，资本对于科学家的青睐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如果科学家成了资本对风口押注的载体，也一定会承载资本回报的短期压力，这会把很多事情不自主地带偏。因为要上科创板，所以要抓营收，所以要做项目，最后在科研和技术上，永远回不到第一性原理，走不出最合理的两点一线。虽然确实存在一些特例，但总体来说传统机制的风险投资，原本就不是科学家最好的合伙人。

      科学家也不是不可以和企业家们建立合伙人关系，但这个关系的核心不是“被雇佣”，而是有共同的探索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和企业捆绑的，而是和企业家自己的好恶共振的。比如陈天桥的脑科学研究，经过多年耕耘，目前已经基本把全球在脑科学领域里所有的重要的研究和专家团队都摸清楚了，甚至构建了非常紧密的联系网络。这件事在今天看不到有什么商业价值，支撑陈天桥的，一定是和那些科学家在探索科学方面共同的目标。说白了，这种事情就是企业家的“任性”选择。

      而现在，黄峥这样的新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家，也开始了类似的事情。黄峥在发言中宣布的四个研究方向，“超大规模实时图推理机研究”、“重大脑认知障碍的闭环调控”、“肿瘤免疫新抗原研究”、“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这些都和拼多多这个公司没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黄峥这些“任性”的选择，其背后个人的意愿一定在起更大的作用。   

      中国不少优秀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基金会，但这种公益性质的基金往往花钱很费劲。核心原因就是难免潜意识里老在算账，总在寻求和组织目标的关联性、合理性。而黄峥所做的决定，和已经普遍存在的企业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的模式确实不同，它不是一个和企业业务紧密关联的“前置研究”，也不是寻求直接制造一些“技术山头”，而是要找到山脉背后的科学高原。有了高原，才有技术的长江黄河，而不是季节性的涓涓细流。

      其实，企业家任性点挺好的，这些因为人类科研成果和技术红利获益的幸运儿，大多是对科学和技术有深度认同感的人。他们选择支持的科研方向上，潜意识里也会与人类社会需求做对齐。毕竟他们是在解决问题中创造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优势，也会加速科研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本身这件事就很难功利性地算账，因为企业家除了出钱，可能还要把资源、组织和影响力等带入到科研领域，去推动更有效率的发展。

      人类的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从科学技术到市场需求的正向创新，主要是科学家在驱动；另一种是从市场需求到科学技术的逆向创新，主要由企业家驱动，这两种机制的合力会让科学发展更好。对于企业家来说，参与保护和支持建设科学的高原，这样才有更多技术的高地和市场的绿洲。

      这会是一个比技术、产品研发更漫长的过程。可能唯一的收获，就是自己回报人类社会的使命达成感，以及个人探索精神的满足感，以及发现未来技术新大陆的可能性的认知优越感。黄峥的任性和想到就做，对自己、对中国商业进步、甚至对人类世界都有意义的探索，这就是值得持续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