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都拉斯是中美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但就是这个小国三个多月前却闹出了大动静：军事政变。直到现在，被驱逐的前总统和现临时总统虽有和解的趋向，但前景仍然渺茫，洪都拉斯身陷民主的“深坑”（“洪都拉斯”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就是“深坑”、“深渊”的意思）而无法自拔。
洪都拉斯的这场军事政变为什么绵延甚久而不能像此前发生在非洲国家的军事政变那样迅速消解？虽然此间有评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但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过度解读和表征解读。前者想当然地将其归结于美国的阴谋，认为美国对拉美的干涉具有历史的“惯性”，这次不过是美国支持的、对左派总统修宪的“冲动的惩罚”；后者简单地认为洪都拉斯的这次政变是对民主制度的颠覆和民主化进程的逆转。但事实上，要正确而充分地解读洪都拉斯爆发的这场军事政变必须将其置于近年来拉丁美洲修宪浪潮的大背景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席卷整个拉美。期间，强势总统或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或基于“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政治理想，纷纷推动修宪，其直接指向就是修改宪法中有关连选连任或任期限制的规定，以便能够继续留任。但在拉美，强人统治传统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防止强人政治对民主制度的践踏和破坏，多数拉美国家的宪法均写入了连选连任或留任的禁止性规定。其间此起彼伏的修宪运动在不断地挑战宪法精神的底线。这种实践也给此后的左派总统提供了一种可以效仿的榜样：右派做得，左派为什么做不得？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给左派崛起提供了机会，拉美刮起了一阵“玫瑰红旋风”，左派力量纷纷上台。在政策纲领上，左派总统试图走一种与新自由主义“脱钩”的路线，其中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为甚。查韦斯为了持续性地推进他所宣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多次修宪，并于2009年2月通过了允许总统无限期连任的宪法修正案。查韦斯的“革命实践”在拉美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等国家都同时或者紧随其后进行了修宪运动，甚至右派的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也试图修宪谋求第三个任期。这些目的自然不能排除苟延个人私欲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或许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只不过此革命是以扩大总统权力为基点逆转市场化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和查韦斯日益接近的洪都拉斯左派总统塞拉亚自然免不了“查氏旋风”的裹挟，不过塞拉亚并没有在本国发动“社会革命”的资本，因为洪都拉斯缺乏其他三国拥有的、丰富的资源性产品交换来充实国库。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其他国家修宪引发的只是抗议和骚乱而洪都拉斯带来的却是政变？如果仔细品读洪都拉斯宪法，便可以发现洪都拉斯宪法的“制度刚性”，这似乎预示着爆发军事政变的必然性。洪都拉斯宪法第42条第5款规定：如果本国公民煽动、鼓吹或支持共和国总统留任或连任，则自动失去公民权；而第239条规定：凡曾担任总统之公民不能再当选或被指认为总统，违反此规定或提议修改此规定者，以及直接或间接在其中施以帮助者均即刻停止行使权力，未来十年亦被禁止担任公职；第374条更是明确：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修改有关政体、领土、总统任期和禁止总统连任，以及总统任职的必须和禁止性规定。同时第272条则规定了洪都拉斯军队是宪法的监护人，负有捍卫宪法的责任。综合这些相关条款，基本可以得到一个大体印象：洪都拉斯有关总统连任的禁止性规定极其严格，任何修改宪法中“不可改变部分”的举动都意味即刻自动失去总统权力而不需要任何程序。虽然前总统塞拉亚的修宪公投虽然只是一场不具约束力的“演习”，但这一行动却显示了他的不言而喻的意图，军队作为宪法的监护人不可能无动于衷，问题可能只是军队的提前行动了而已。
从拉丁美洲的历史来看，由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而导致右翼策动政变，是政权更迭的常态，洪都拉斯的这场宪政危机不过是这常态中的常态。不过，由此引发的反思却值得细细品味。在当前阶级斗争已经被和谐社会所代替的趋势下，单纯地依靠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当前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走务实主义的政策。“一边倒”的政策最终不是使某一阶级受益而是可能伤害了这个阶级，因为这种政策带来的制度性伤害，其影响是长期的。政策的关怀应当普照全民的利益，而不能过度偏向，这应当走向和谐社会考虑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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