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来墨西哥之前，我对墨西哥人的印象停留在不靠谱、说话不算数上。事实上，墨西哥本国人也如此看待彼此。当我疲惫不堪地来到华雷斯国际机场转机时，由于不清楚转机楼的位置，我向一位警察打听。在告诉我转机楼的位置后，他用非常正式的语气警告我，“在这里不要随便向别人问路，更不要随便轻信别人，因为这里是墨西哥，这里充满了欺骗”。
“这里是墨西哥，这里充满了欺骗”，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这位警察的忠告。此后，我在墨西哥的经历也确实证实了他的说法。明明约好的访谈，结果等了一天都不见人来，第二天见面时仅有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忘记了。我的朋友莉莉，因为不放心家里干活的保姆，花了大价钱给家里装了监控。更为夸张的是，我的访谈对象胡安·卡洛斯居然有三个女朋友。他告诉我，之所以有这么多女朋友，就是因为不相信她们，认为她们会欺骗他与别人乱搞。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干脆找了三个女朋友，周旋在她们之间，以便当一个女朋友背叛他的时候，他还有备胎。事实也正如他所言，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的一个女朋友就弃他而去。在谈到这段经历时，他也时常为自己的聪明暗自窃喜。
准确地说，墨西哥社会中充斥着一种不信任的氛围。工作中如此，生活中如此，甚至夫妻关系亦是如此。这种社会氛围的产生从根源上说与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殖民历史不无关系。事实上，在西班牙人来到墨西哥之前，境内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面对强大的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们通过欺骗、诡计等多种手段，最终征服了新大陆的原住民。在墨西哥民众的心灵深处，至今仍然保留着对这段充斥着欺骗的殖民历史的伤痛记忆。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西班牙人来到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这里的印第安人根本不搭理他们，不与他们有任何的交流。西班牙人就欺骗他们说，我们是上帝派来的，是上天的神灵派来的，是来拯救你们这些印第安人的。他们修建了教堂，欺骗印第安人前去教堂，宣称只要前去教堂能够让他们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事实并非如此，当印第安人来到教堂时，这些白人便将男性统统杀掉，对女性实施强奸。为了掩盖这一罪行，他们将印第安人的妇女圈禁在教堂里，对外宣称他们过上了好的日子，同时诱骗更多的印第安人进入教堂。不久以后，这些印第安妇女纷纷怀孕生子，为了掩人耳目，白人传教士们将这些孩子们杀死，并埋在教堂下面的地道里，少部分的小孩由印第安人妇女想方设法地送了出去，最终成为了墨西哥印欧人的祖先。
这段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殖民历史对墨西哥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这段被欺骗的历史让他们在族群记忆的深处产生了对于他者，尤其是白人和印欧人的不信任；对于印欧人而言，诚如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中所分析的那样，被强奸的母亲形象造就了印欧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西班牙人充斥着欺骗的殖民手段作用于墨西哥民族的心灵深处，使得墨西哥社会中的多元族群并不信任彼此，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不信任氛围的产生。这种不信任的氛围使得彼此之间的交往充满了欺骗，又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面对欺骗，墨西哥人早已习以为常。他们并不会生气，甚至已经完全习惯于这种状态。当然，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人。有时候，为了避免欺骗带来的严重后果，诸如前述的莉莉和胡安一样，他们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打算与安排，以便他人的欺骗行为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招致较大的损失。
进入田野之初，数次遭遇欺骗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了墨西哥这种不信任的社会氛围，我甚至将这种氛围当成墨西哥社会存在的自然语境。在参与观察与访谈的时候，我不会特意计较访谈对象所说的真与假，只是在调查过程中试图理解他表述的动机，并在与多人的访谈中验证彼此的说法。这一处理方式略微带有墨西哥本地人的心态，当然也使我最初的调查压力减轻了不少。
随着调查的深入，当我进入到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北部一个名为圣达·卡达丽那的贫民窟时，信任问题便突然严重起来了。圣达·卡达丽那是圣克里斯托瓦北部的一个印第安贫民窟。来自农村的印第安人占领了城市北部的一片土地，宣称自己是墨西哥国家的自治公民，进而在此建立了一个封闭自治社区。与传统的印第安人不同，他们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超越了族群的界限，强调作为多民族国家自治公民的身份。他们的遭遇和行动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们是怎么样形成这一身份认同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维系与实践着这一认同呢？进而，对于多元族群且至今仍然存在着族群冲突的墨西哥社会而言，这群印第安人的行动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显然，这些问题都是我在田野过程中必须回答的。
图2 在社区例会上，我被主席马利阿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同志的身份介绍给社区居民
当我满怀希望地进入这个社区时，我却遭遇了极大的挫败。由于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市政府认为贫民窟的存在阻碍了圣城旅游业的发展，亦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他们数次派出军队清除贫民窟，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火。由于贫民窟民众的持续抵抗，政府部门派出了多个间谍，试图从贫民窟内部入手将其瓦解。政府部门层出不穷的手段使得贫民窟里的民众对陌生人异常警惕。我数次想要前去贫民窟访谈，却始终被拒之门外。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是调查的基本手段，由于墨西哥社会中存在不信任的社会语境以及圣城政府对贫民窟的破坏使我在这里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于贫民窟的百姓而言，他们无法相信一个不远万里、来自中国的学者深入到墨西哥一个偏远的贫民窟仅仅只是为了调查。尽管我拼命解释，他们始终不为所动。
正当我在田野中痛苦煎熬时，转机的出现却非常偶然。一天下午，留了我电话的贫民窟副主任胡安给我发了条信息，邀请我一同前去参加一次反政府游行。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事后我才得知，为了反对政府对印第安人医疗投入的不足，贫民窟的民众与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医疗组织联合在市里的文化医院前游行示威。由于恰逢工作日，参与游行的人数不够，胡安勉为其难地通知我一同前去。当我到达文化医院时，惊讶地发现，胡安居然拿着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图像的旗帜。一打听才知道，贫民窟的民众参加了恰帕斯大众农民阵线组织，他们一直在学习马克思著作，并倡导持续斗争对于印第安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同时他们还与墨西哥境内的多个社会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见此情形，我立刻跟他表明自己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与他讲起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不知不觉间，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态度的改变。游行结束时，他居然开始用同志一词来称呼我了。
我始终清楚，贫民窟的百姓拒绝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对我的身份认知不清，另一方在于他们无法在我身上找到值得信任的地方。在墨西哥这一不信任的社会语境中，族群身份显然是实现认同的最佳途径，但对于来自中国的我而言，取得印第安人的族群身份显然不现实。对于处在革命中的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者是他们另一个身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共产党员的身份无疑在我与他们之间建立了一座彼此信任的桥梁。对于处在墨西哥南部偏远地区的他们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的异国经验也正是他们急需的。在初步取得贫民窟副主任胡安的认可后，我极力地向他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共产党员，进入社区的目的不仅希望通过对墨西哥贫民窟的研究丰富世界对于墨西哥印第安社会的认知，同时更愿意以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同志的身份进入社区，跟大家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探讨印第安人革命的路径与发展方向。胡安思考再三后，决定将我介绍给他的父亲——贫民窟的主任马利阿诺。与胡安不同，马利阿诺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对于外人，尤其是对于外国人，马利阿诺始终心怀警惕。胡安大费口舌，玛利阿诺却始终不为所动。最终，当胡安称呼我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同志，并让我将中国革命的经验介绍给马利阿诺时，马利阿诺才最终接受了我。在贫民窟周末的例会上，玛利阿诺郑重地将我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同志的身份介绍给了社区的所有居民。如同“通过仪式”一样，在玛利阿诺的介绍后，我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并被允许进入社区，开始了在贫民窟里的调查与生活。
图3 社区自治警卫队举行新年聚餐
尽管取得了贫民窟民众的认同，但此前数次遭遇欺骗的经历依然让我耿耿于怀。我一度认为，如同之前的田野一样，文化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会使得贫民窟的民众对我有所隐瞒，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调查中，几乎所有贫民窟的住户都会热情地邀请我前去他们的家中调查，向我介绍家庭的经济情况，并邀请我参加诸如家庭聚会、圣诞庆典和新年聚餐等家庭活动，同时更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遭遇。最让我感动的我的访谈对象何塞，他是从萨帕塔民族自治解放区撤离到此的，他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这段经历，反而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他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区的生活。或许是出于对萨帕塔革命的失望，当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60多年前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他激动地拥抱着我，留下了滚烫的热泪。在那一刻，我相信，贫民窟里的所有百姓，对我都是真心的。
随着我在贫民窟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多，我逐渐明白，为什么贫民窟里的印第安人会有着一种与主流社会存在着明显差异的文化特征。贫民窟里的所有居民都是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的印第安农村。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政府改变了土地村社所有的规定，大量资本涌入农村地区，原本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被资本家们集中购买。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无奈地进入城市生活，低廉的工资、昂贵的房租以及印欧人的歧视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里立足。融不进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家乡最终将他们挤压到城市北部的贫民窟里。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并以墨西哥自治居民的身份自称。然而，政府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把他们赶走。2009年，政府的收买政策使贫民窟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矛盾，最终导致贫民窟的分崩离析。2012年，他们又卷土重来，在经过数次与政府的抗争后，最终重新占领这里。经过此番坎坷，他们明白了，只有团结、协作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才能使他们取得最终胜利。正因为他们的精诚协作，从2012年开始，在与政府的激战中，他们数次获得了胜利。就这一点而言，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贫民窟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活动理念在印第安人社会的渗透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促使甚至是迫使传统的印第安人抛弃心灵深处的成见，彼此之间精诚协作、共同斗争。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认同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同志的身份后，真诚地接受了我的每一次访问。
对于庞大的墨西哥社会而言，或许发生在这个偏远山区的贫民窟里的改变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个位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窟民众信念的改变，预示着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巨大变革。
[作者简介：张青仁，男，苗族，民俗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民俗学、海外民族志（拉美社会与文化）研究，目前正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进行田野作业。]
【本文为张青仁博士系列田野笔记之二，图文均专供拉美智讯，媒体转载须获得作者授权，其他公共号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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