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20世纪是发达国家但在2000年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对此的很多解释着眼于贸易开放、政治制度、金融一体化、金融发展、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因素。目前还没有研究定量地对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给出评估。本文证明金融发展与制度变革是导致上世纪阿根廷非常规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编译如下：
过去，阿根廷是一个极为富有的国家，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毫无疑问的。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达到了3797美元（按照1992年美元计价），当时法国为3452美元，德国仅3134美元。外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大量流入支撑了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的迅速扩张（谷物、肉类、羊毛和毛皮），于是带来了经济腾飞。
对阿根廷经济的质疑主要不在于其是否会衰退，而在于何时衰退以及为什么会衰退。一些研究认为经济衰退始于大萧条时期（例如1985年的Diaz-Alejandro），Conde (2009)认为衰退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Taylor (1992)认为在1913年发生，Sanz-Villarroya (2005)预估的时间更早，他认为在1899年发生结构性崩溃，而Campos 等人(2012)报告了Bai-Perron的估计结果，认为发生两次主要的结构性崩溃（分别发生于1922年和1964年）。然而，直至1947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在全球排名第10位。dellaPaolera与Taylor(2003)估计，阿根廷收入水平/OECD所有国家总收入水平的比率由1950年的84%下降为1973年的65%，到1987年甚至低至43%。该值将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反弹，但在2001年经济危机前期再次回落。（图1）
注：作者对人均GDP的计算来源于Maddison (2007)，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以及英国。US-CAN-NZ-AUS是指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美国。
大量研究对于这种非常规的、长期性的相对经济衰退现象给出了解释（Taylor 2014）。一种受到众人关注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由此带来移民数量和外来资本进入数量降低。此外，法国因其较低的储蓄率以及随之产生的高人口抚养比而受到关注（Taylor 1992）。其他重要原因还有国际金融一体化，因为阿根廷可能存在过度依赖某一国的外来资本（如英国），以及全球领导地位变更为美国（Taylor 1998）。
另一大重要因素是贸易开放（Diaz-Alejandro 1985）。阿根廷出口品与进口品占GDP的比率在一战前超过了50%，在一战中不断下跌（从45%降至20%），并且在1945年之后未超过25%。这是因一战和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崩溃所致，还是受后来的阿根廷政府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影响还存有争议。贸易量占GDP比率下降或许也反映出阿根廷贸易未能摆脱农业的弊端（Debowicz andSegal 2014）。
一些研究还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易变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某些时期宏观经济不稳定，也是一大因素。例如，dellaPaolera et al. (2003)研究了公共赤字在阿根廷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制度因素。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 p.7)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历史揭示出一种非常规模式，民主制度在1912年建立，1930年废除，1946年重建，1955年废除，1973年得到全面恢复，又在1976年废除，最终在1983年重建”。Alstonand Gallo (2010)认为20世纪30年代广泛存在的选举舞弊成为一大转折点，这种法制上的腐败是经济出现衰退的重要原因。
值得观看的赛马？
我们运用GARCH模型和19世纪90年代的年度数据，对上述因素（贸易开放、宏观经济不稳定、制度变革、国内金融发展、以及国际金融一体化）的相对重要性作了评估，主要基于以下四个不同类型：
• 直接（基于平均经济增长水平）
• 间接（通过经济增长波动）
• 动态（短期和长期）
• 以及结构性突变
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来看，PGARCH多变量分析显示，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私人和储蓄银行存款占GDP的比率）具有稳健的正效应，而非正式机构的不稳定（主要是大罢工和游击战）具有负效应。从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来看，政治不稳定（修改宪法）和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从动态效应来看，政治制度变革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英国利率）在上世纪对阿根廷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均如此。有趣的是，政治不稳定的短期效应超过了长期效应，而金融发展在短期为负效应，但在长期为正效应（且更显著）（Campos et al. 2014）。
上述结果综合表明，金融制度与政治制度对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一阶效应。这一效应在直接或间接均显著，在短期和长期也均显著，并且能够解释结构性突变。金融发展的直接影响为正，但在短期为负效应，在长期为更显著的正效应。因此阿根廷的衰退更多应采用制度变革来解释——非正式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直接效应，并且在短期和长期均具有负效应，而正式的政治不稳定也具有同样的显著性，并且具有间接的负向经济增长效应。
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结果。例如，国际金融一体化也可能导致衰退，因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没有稳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贸易开放也可能是一大原因，因为短期和间接影响是负面的，但是没有发现长期性影响。结构性突变表明，贸易开放在1930年之前可能是重要的，而宏观经济不稳定在最近几年（1970年以后）可能尤为重要。
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可以将阿根廷描述为1820年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经济停滞的最鲜活案例，也即长期停滞。从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阿根廷证明，长期停滞有可能成为欧洲即将到来的“失去的十年”的最终结果（Crafts 2014）。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教训，相反这是经济史学家早就知道的（如Haber等，2007），只是被其他学者忽视了罢了。制度因素极为重要，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我们不仅要努力探索这两种制度各自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还应了解两者的相互作用方式，这或许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本文原题名为“A century of stagnation? Insight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rgentina”，作者Nauro F Campos为布鲁内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2014年12月刊于VOX网站。本文中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主办的《全球智库半月谈》（2015年1月15日），由刘洁编译。本文已获得版权所有人转载许可。在此郑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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