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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渔民路德新多·坎塔雷尔（Rudesindo Cantarell）偶然看到从海底冒出的油花漂浮在墨西哥湾广阔的海面上，他恍惚间意识到这里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财富。果然，墨西哥在那里发现了世界著名大油田。2003年，坎塔雷尔油田产量达到峰值的每天220万桶，当时墨西哥原油产量约为每天340万桶。但自那以后，坎塔雷尔油田便陷入无药可救的境地。短短十年间，其产量就锐减至每天45万桶，墨西哥的原油产量也同步降至每天250万桶。
外人无法理解墨西哥人对石油的感情，即便他们知道那象征着墨西哥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标志可以使用与墨西哥国旗相同的颜色，也不知道为什么数百万人会在70多年来的每个3月18日都组织盛大的仪式纪念石油的国有化，更不知道为什么恩里克·佩尼亚·涅托（Enrique Pena Nietol）可以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在教育、医疗、电信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规模的改革，却唯独在面对石油时谨小慎微得如同初出茅庐的政治新秀，当然也就不知道这样一个改革将对墨西哥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墨西哥的难题
墨西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与美国和加拿大位置相近但发展阶段迥异，资源丰富且年轻人众多，只要他们愿意而且客观条件允许，他们就能充分利用美国产业转移带来的工作机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实上，也正是这些促成了墨西哥经济在历史上的首次腾飞。
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曾保持3.3%的GDP年均增速达三十年之久。但过久的辉煌似乎耗尽了墨西哥的运气，墨西哥政府提出的“分享式增长”计划又让石油价格波动中疲惫前行的经济雪上加霜：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随后失去的十年，失败的私有化改革和不久后的金融危机，向多党制的艰难转变和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都让墨西哥经济在随后更长的时间段内苦不堪言：自1980年以来，墨西哥的人均产出年增速不到1%。2012年，墨西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30%，这与其1990年时的水平几乎完全一样。
有人相信开放贸易可以促进增长，墨西哥的例子是对这种观点的当头棒喝：墨西哥贸易与GDP比值从1990年的39%增至2011年的65%，但人均GDP陷入停滞。著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就了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却获益不多——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自该协议实施以来增长了五倍，但该国经济依然低迷，在石油领域的竞争力甚至已经不及加拿大。
资本的缺乏加重了经济的负担。墨西哥的未偿还贷款规模仅相当于GDP的33%，其信贷缺口高达600亿美元，其中雇员人数少于250人的中小企业未获满足的资本需求就达450亿美元。由于未能为提高生产率筹集足够资金，这些企业已经无法为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虽然雇员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生产率一直在不断增长，但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确实已经停滞，雇员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十年甚至经历了显著的下降。
看看这样一些数据，就知道墨西哥目前的情况有多矛盾：1999年，墨西哥小企业的生产率大概是大企业的28%，但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8%，而即便是墨西哥大企业的生产率也只有美国同类公司的24%；要想实现3.5%的GDP增速，墨西哥企业的生产率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高200%；但这一切谈何容易，由于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一直在下降，墨西哥有多达53%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升级技术设备等措施也就无从谈起。
墨西哥因此陷入了严重的二元格局中。一方面，墨西哥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比德国还多，这使其在很多现代产业保持着出色的竞争力，这里是世界最大的平板电视生产基地，每年的出口额超过了3000亿美元；另一方面，吸收大量劳动力的传统产业却一直在失去竞争优势。
墨西哥需要一次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重新注入动力，而打开这次改革之门最合适的一把钥匙，就是石油。
为什么是石油？
很多墨西哥人都记得这样一件事情。1979年，出访美国的邓小平在对白宫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后，马上走访了另外三个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波音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邓小平希望借此告诉世人：开放的中国正在寻找资本和技术以推动发展。墨西哥也需要这样一个标志表明自己的某些态度，比如鼓励私人和外来资本投资。现在，最好的标志就是石油。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是继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原油生产商，也是拉美第二大石油公司。资源国有化确曾为墨西哥带来滚滚红利。2005年，石油天然气收入占墨西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41%。但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下滑到30%。
但由于缺乏精炼技术，墨西哥40%的成品油和石油衍生品仍需要进口，每年由此带来的支出超过了150亿美元。因此，当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2009年在奇孔特佩克盆地发现了全球储量最大油田后，居然没人对此表现出丝毫的兴奋。而且，人们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石油产业的滑坡不会继续，财政窘迫的墨西哥政府因此只能越来越捉襟见肘。
理论上的解决之道非常简单：只要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升级装备去开采深海油气田，同时加大勘探力度寻找新的油气资源，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但实现这一切非常困难：扣除现金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已经积累了52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这一数字冠绝全球所有大型石油公司；此外，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每年要从其1270亿美元的收入中拿出690亿美元上缴财政，再加上高达15万的工人，沉重的负担已经让其无力进行投资。
等待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系统性改革，对于墨西哥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将产生示范作用。长期以来，墨西哥石油公司的主要领导皆由政府任命，政权的更替因此在最近十几年中严重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战略部署和决策制定。在管理层面，公司虽然资产庞大、架构完备，预算和开支却仍由议会和政府的财政与能源两个部门共同制定，公司管理层对此完全没有发言权，与政府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导致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彻底变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怪胎。
1992年《墨西哥石油公司组织法》规定，墨西哥石油公司管理委员会中有5名是石油工会代表，这5名代表必须是工会现有会员以及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工作的工人。由于强大的石油工会的存在，历届政府在推动能源改革时一直都试图避免触及石油公司与工人间的劳工关系。但政策让步反而为随后的改革设置了更多障碍，工会成了墨西哥政府不能逾越的防线。
2008年，卡尔德隆曾试图开放国家石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海外及个人投资限制。但当时民调显示，多达三分之二的墨西哥公民反对外国资本重回墨西哥石油领域，同时当时还是最大在野党的革命自由党也极力阻挠，改革最终未能实现，大量油气资源只能继续深埋地下。
最近两年，这种对比越发强烈。边境以北的页岩气生产大幅降低了那里的能源价格，廉价能源的重新获得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五年前没人能预料得到这一点。墨西哥人因此强烈期待着同样的情况。“你将在墨西哥看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佐亚（Emilio Lozoya）表示，“毕竟，我们与美国拥有相同的地质条件。”
墨西哥石油工业联合会预测，开放投资后的墨西哥每年将吸引15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7至1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石油产量的大幅增加还将带动北美的能源繁荣，从而间接促进墨西哥经济的增长。而且，这将树立墨西哥勇于开放市场和立志通过改革推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心，后者对于改造墨西哥羸弱的传统产业、进而提振宏观经济无疑非常重要。
涅托接棒总统之后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同样明白，能否在公众压力下推动改革前行 并最终取得成功，不仅关系到人们对自己政治地位的评价，还将关系到自己所属的革命制度党能否继续留在权力的巅峰。对于一个意欲伟大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
涅托的时间表
不久前，涅托在介绍其石油改革方案时再次严厉谴责了卡德纳斯（Cárdenas Lázaro），舆论普遍认为正是后者1938年公布的石油国有化法案为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今天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但这种指责略显不公，因为在执政最后一年的1940年，卡德纳斯又修改了相关法律，新法案再次允许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与国内私营公司签署产量分成和利润分成等协议。
卡德纳斯的继任者曼努埃尔•卡马乔（Manuel Camacho）向前又迈出一步，他在任时通过的第二份法案允许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在控股条件下与外国公司合资。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59年，时任墨西哥总统的阿道夫•马特奥斯（Adolfo Mateos）再次修改了相关法律。他要求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不得再向合作方提供固定比例的原油产量分成，而只能采用现金方式进行合作，这彻底封死了私营合作方的利润上升空间从而最终扼杀了他们的投资动力。
根据现行宪法，只有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才能开采墨西哥的石油，其他人即便发现了石油也必须将其交由国家开发。墨西哥没有私营公司运营油田，也没有风险共担型的产品分成合同或与国际石油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这与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涅托立志改变这一切。
凭借法律专业文凭和英俊外表，涅托在为他的叔叔阿图罗•蒙蒂尔（Arturo Montiel）工作时步入政坛。当时，蒙蒂尔是墨西哥州州长，这个经济总量超过1000亿美元的州拥有墨西哥全国人口的13.5%，这为涅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舞台：2005年，他成为墨西哥州州长。
身居州长时，涅托将其务实的一面展露无疑，他广结联盟以谋求共识，大兴基础设施以取悦选民，这使他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希望。在告别执政党地位12年后，该党正四处寻找希望，“横空出世”的涅托因此承担起了这一角色。2012年，他成功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
继任总统后，涅托将自己担任州长时期积累的经验发挥到极致。首先，他将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左翼革命民主党及绿党的领袖联合起来缔结了“墨西哥盟约”，这份墨西哥史上首份维护改革蓝图的协议将改革推上了快车道：一年时间里，国会相继通过了公立学校问题、在电信业引入更多竞争及改善税收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并将石油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最新法案，墨西哥将允许利润分成合同、产量分成合同及许可协议。利润分成合同下，石油公司将分得现金；产量分成合同下，政府跟企业之间就石油产量进行固定比例的分成；许可协议下，大型石油公司将控制石油生产，墨西哥则将新成立一个由墨西哥央行运行的石油控股信托机构向石油公司收取矿产资源税和相关税收。虽然石油特许权仍被禁止，但法案起草人在最后一刻在所允许合同类型之后加入的“等”字为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而在得到涅托的任命以后，罗佐亚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更换了高管团队的三分之一，麦肯锡公司的咨询顾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官员随之相继被该公司招致帐下，他们将和罗佐亚一起帮助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完成扭亏为盈的艰巨任务。
涅托也对罗佐亚提供了“聪明的”帮助。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势力庞大的工会领袖卡洛斯•德尚（Carlos Deschamps）存在贪腐行为，但涅托用一个国会参议员的职位换来了德尚对他的支持——五名石油工会领导人退出新的管理委员会，德尚表示：“工会完全支持涅托政府的提案，我们相信工人的利益会从中得到保障”。
涅托还同很多外资石油公司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了频繁接触，以期提出一种符合现有规定又能让石油公司将风险共担合同中的权益入账的方式。根据新方案，石油公司虽然不能将原油储量列入资产负债表——这样会改变墨西哥所产石油的国有性质，但可以在上面反映已签合约的预期利润，这将使那些石油公司更容易凭借这些项目获得融资。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因暴力而伤痕累累的国家，改革已经被视为晦暗政治文明中仅有的曙光，各党能在能源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关乎国民福祉的问题上产生共鸣，涅托无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相信并实践这一点。在这个危机阴霾未散、全球仍在迷惘前行的时代，这也许是改革派政治家们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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