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戈·查韦斯的去世意味着拉丁美洲的进步主义开始进入尾声。这一改良进程发生在阿尔瓦罗·乌里韦、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执政时期，他们是进步主义最大的抵制势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又出现了削弱“粉红色浪潮”的其他事件：巴西的政治危机、毛里西奥·马克里在阿根廷大选中的胜利、委内瑞拉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以及埃沃·莫拉莱斯在连任公投中的失败。这些事件看起来反映了左翼政府政府失去了部分公众的支持，也可以解读为左翼政府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所取得的合法性在减弱。
这个新舞台加强了阿根廷政府的自我意识的修正。在被认为带有向左转的新发展主义思潮的“胜利阵线”基什内尔政府执政了12年后，“变革联盟”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胜出。“变革联盟”被定义为接近新自由主义的中右派。“变革联盟”基于对多面危机的感知进行了演说，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对外形象等诸多方面。然而，“变革联盟”更把这场危机看作并呈现为一个机遇，将其视为一个新的起点。以这种方式，新政府就现状进行了一场分析诊断，这能够稳定阿根廷社会的大部分不安情绪。对外政策也包含在需要进行一场“调整”的政策群里。
在恰当的时机提及重新定位重要角色以及外交政策的某些内容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民主化的一部分就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因此对于阿根廷应该在国际舞台占据什么位置也就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外交政策被视为可以帮助解决内部问题的工具，同时也体现了阿政府接近世界的独特视角。
有很多关于马克里外交政策的实质性改变的评论。但就目前来看，逐渐的趋势是取决于对方是哪个国家以及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这项可能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外交政策将来会有明确分类。“变革联盟”确实也并不是要“变革”所有。
阿根廷政府的观点之一是将官员视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外交部长苏珊娜·马尔科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精专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在联合国的工作。她没有阿根廷国内的政治轨迹，这也就意味着她的背景更加独立，与各党派政治路线保有距离，而这可以被看作是将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成熟之举。对此，马尔科拉曾表示一切有利于阿根廷国家利益的政策将会以成熟的方式加以采用，并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建设。至少政府经过思考清晰地表达了如何在国际大道上行走来减轻内部负担。
合作伙伴与目标
在马克里执政的这段短短时间里，一些分析人士将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归为西方崇拜主义，这是基于政府努力修复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而这是考虑到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从2006年起由于对立而逐渐被破坏——主要反映在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这个标签是断章的和片面的，只考虑到了一部分而已。如果我们把整个图谱打开，就能看到对重要角色的定义并不是按照这个标签的表述进行调整的，比如，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拉美地区的持续联系。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如果把外交部长关于对外政策去意识形态化的必要性性的言论看作是西方崇拜主义的话，恐怕还需要更多强有力的论据。
“去意识形态化”可以有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与“清空内容”相关联的带有负面隐含意义的解释方法，经常被当作“去政治化”的同义词使用，另一种解释方法是认为这个词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关于在制定国家最主要利益时坚持务实原则，应该导向为减少国家的外部脆弱环节。因此，可以认为这与所谓的“玻利瓦尔轴心”寻求保持一定距离，瓦解反美和反霸权印记的外交政策的进程与实践。外交部长不太可能使用第一种释义，因为想要清除外交政策的内容显然不是合理的释义。
如果与前任政府的管理进行一个平行比较，可以发现对外交政策的导向持异见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基什内尔政府最大的批评是指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存在空白，并且政府没有把外交政策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同理，对目前的外交政策的诽谤者则认为“西方崇拜化”是一个需要更正的错误。
在这种逻辑下，同样也需要强调一体化进程意义的重要性。南方共同市场在其25年历史中，每次成员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发生变化，都要重新推动一体化进程。这与大的观念环境和区域一体化所承载的意义，特别是南方共同市场所承载的意义有直接关系。一体化在某些时候被视为一种工具，有时则被理解成为识别区域成员身份的一个准则。南共市的成立被视为一种工具，但是到了21世纪，其意义就在于后者了：更加强调政治性甚至是贸易规模。在后者的理解中，加入了基什内尔政府对于一体化的理解；但是当前这一进程却处于停滞状态。要解决这种情况，就要推行贸易自由化，以最大限度的策略使“4+1”的组合具有灵活性。如果这样，南共市的成员国政府就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进行双边推进并与非成员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做法可能会凸显关税联盟的不稳定性，甚至选择性地将进程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
很显然，马克里政府意在寻求合作伙伴的最大多样化，并且以功能性标准进行分类来满足其利益。这就包括众所周知的向太平洋联盟递交申请，以及恢复南共市与欧盟的谈判。但是对外关系的初期规划对南南合作和构建可变几何联盟的作用和地位留下诸多问题。
未来的挑战
马尔科拉称，在基什内尔时代，阿根廷丧失了处理灰色地带的能力，所以融入国际社会比所期望的更加受限。因此，阿根廷政府希望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起作用，需要考虑很多问题。
首先是应该继续建设那些已经启动的项目。这样变革才不至于过于激进，从而断绝甚至是放弃某些引导外交的结构性核心。这是指阿根廷所参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一方面，不可否认南共市并未处于其最好时期，但是仍可以建成一个以协调的方式规划国家与世界规划的平台。另一方面，阿根廷并未排斥任何一种可能会“利好”的方式。考虑到这一点，太平洋联盟应该是被视作一个可选领域，并且未被排斥在融入计划之外。挑战就在于应该避免将其视为一剂灵丹妙药，进而破坏已经努力建立起来的联系和信任。
其次是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行动线路时应该再提前一些，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并且保持与采用的原则相一致。应该强调的是，指导原则既涉及行为道德也涉及实践的道路。也就是说，兼顾途径、行动和国际计划的外交行为的具体方式要保持与原则相一致。对外政策不能丧失持续性的观点，因为持续是增加信任的要素。
第三点是基于对马尔科拉在外交部的持续性的疑虑。其中一点是与这位官员的继任者有关，以及继任者的管理能力。这点就当前已经设计的治理方针来看其持续性已经无需质疑，其继任者很可能来自总统身边最为信任的人。另一个疑虑是这个阿根廷女人是否会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尽管这对阿根廷来说不能产生直接或即时的收益，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享有声望的位置，能够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视野的机遇。所以，其变革成果的透明度、连续性和成效以及瑕疵和错误都将被放在国际放大镜下察看。
[原文“200 días bajo lalupa：La visión macrista de la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刊登于《外交事务》杂志拉丁美洲版（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http://revistafal.com/200-dias-bajo-la-lupa/#。智讯君郑重感谢该刊主编、巴塞罗那国际研究中心主任Jordi Bacaria教授的慷慨授权。
译者：胡晓悦；校对：Gaviota；作者：玛利亚·埃莱娜·罗兰西尼（María Elena Lorenzini）和吉塞拉·佩雷拉·多瓦尔（GiselaPereyra Doval）是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同时也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CONICET）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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