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赢得独立近两百年了，却没有一个国家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它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为什么曾经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其他地区的国家，就能够设法相对较快地实现拉美国家渴望了那么久的发展目标呢？
许多拉美国家将独立后没有取得长足发展的原因归咎于阴谋论或是从自怨自艾的角度，把错误推给其他国家。他们因历史上西班牙帝国对该地区的抢掠而对其做出谴责，再则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仍然在榨取这一地区的财富而将其也拉入批判的阵营。他们还认为，国际金融机构有目的性地拖住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增长，拉美地区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被刻意控制安排的，使这一地区一直处于不发展的阴影之中。总之，除了自身的原因，它们将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现状的原因归结在任何地方，偏偏没有反思自己应负的责任。
而真实的情况是，距离独立已过去了很长的时间，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失去了将自己失败的理由归咎于他人的权利。外部的各种力量确实是深深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命运。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是如此。并不是只有拉丁美洲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面对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在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拉丁美洲国家的参赛条件同其他地区相比是一样的，相比较而言甚至要更具有优越性。它们——或者说我们，却成为这场比赛中落后的一方。
当哈佛大学在1636年打开校门的时候，在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就已经建立起了设备精良、机构完善的大学。在1820年，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的GDP总量比它北边的邻居美国多出了12.5%。而在今天，作为一个拥有5.6亿人口，比美国多出2.5亿人口的地区，其GDP总量只有美国的29%。拉丁美洲国家赢得独立要比南韩和新加坡等国早150年，今天，尽管这些国家过去作为殖民地遭到了外部剥削，也缺乏关键的自然资源，但它们的人均收入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数倍。
拉丁美洲国家不愿正视此类比较的后果之一就是自我话语认知与实际情况的脱节。由于厌倦了空洞的话语和无意义的承诺，这一地区的民众对政治现状不再抱有幻想。面对现实，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身要承担的责任，而或许这就是重新书写历史的开始。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承认该地区的四种文化特征是地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了让我们的发展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以下这四点是必须要克服的——抵制变革；缺乏信心；脆弱的民主准则以及军国主义的狂热。
极力美化过去的历史使拉丁美洲国家对现状几乎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谋求改变的文化氛围非但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力图维护现状的文化守旧主义反而得到了增强。但只有持续不断且具耐力的变革模式才能与稳定的民主模式相匹配——而这在拉丁美洲显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这一地区安于现状，虽然这种传承性间或会被发生的具有戏剧色彩的对政治权利做出大规模让渡的革命所削弱。
这种维持现状的情况在加拿大或是挪威会更容易被理解，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已达到了令人羡慕的程度。但为什么危地马拉或是尼加拉瓜也会对它们过去的发展现状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推动保守派人士固步自封的动机或许不仅仅是一种保持现状的愿望，而更多的是一种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的需求，以及一种对未知的恐慌。相对于不确定的未来而言，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更倾向于当下确定的现状，哪怕紧紧抓住的只是苦痛与磨难。对未知产生忧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以说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对未来的害怕是一种令人瘫痪的恶疾，它不仅让我们产生焦虑情绪，还使我们失去了为明天行动的能力。
更糟糕的是，该地区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任何耐心或是能力来帮助他们的人民平稳慎重地走过变革的过程。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位领导者的职责会类似于一位校长，面对着一群对于未来和新知茫然无措的学生，而他渴望对学生的疑惑和问题做出回应，并会对新开设一门课程的原因和这门课程所带来的益处做出解答。但是在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自己往往只是用一个简单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注脚——“因为我这么说。”
与这种对未来恐惧的情绪相结合的是对已经确立起的特权的保护——这种现象不仅常见于有钱有势的阶级里，而且普遍的存在于整个社会中间。教师工会自行决定有多少教师应该工作以及他们应该教授什么课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企业业主和私营部门的承包商身上，在这些领域，挂着职务不进行工作和非法交易现象的大量存在。因为公务员职务是固定不变的，由于缺少竞争带来的忧患意识，他们提供这种低质量的公共服务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因为即使公务员服务了大众，所得到的奖励也不会比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对大众的要求视而不见来得多。
这种态度导致了许多后果，特别是它对该地区的创业意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国家，管理者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实业家。这个地区对新的观念总是存有疑虑，同时缺乏有效的机制去支持创新项目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试图开创一项新的商业计划，他首先必须得艰难通过官僚主义以及这种专制制度所设置的各种蛮横要求的一轮又一轮的考验。实业家们得到的回报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得不到社会舆论的鼓励，或是法律制度保护，还缺乏学术领域的支持。
该地区的大学，同样并没有培养出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在拉丁美洲国家，当社会科学领域有6个毕业生时，工程学领域只有2个毕业生，而精密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就只有1个学生毕业。浏览拉丁美洲大学的校园就像回到过去时光中游历，在那个时代柏林墙还没有倒塌，而俄罗斯和中国内地也还没有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许多学校并没有让学生们掌握诸如技术知识和语言技能等这些实用工具，而这些技能会帮助他们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学校反而致力教授那些已经没有人关注的老八股，同时不断给他们重复那些已经没有人相信的腐朽的信条和学说。
为了让真正的发展能在这一地区得以实现，这种情况必须要发生改变。拉丁美洲国家必须要开始大力支持和奖赏那些创新者和开拓实业的创造者。这些国家的大学要对它们一直以来支持的学术研究方向进行改革，必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花更大的力气。它们还要减少规章制度上繁琐的条条框框，大力吸引投资，同时也要鼓励从知识到技术的转型。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必须意识到实用主义是现在全球通行的意识形态，就像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培育信任感
第二个障碍是信任感的缺失。没有任何发展项目能在一个疑窦丛生的地区繁荣发展，在这里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对待他人的成功，用谨小慎微的态度看待创造力和雄心魄力这类积极向上的东西。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最缺乏信任感的群体。世界价值观调查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吗？”在2000年，在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四个北欧国家，55%-65%的人群回答是肯定的；而在拉丁美洲国家，只有16%的人群对这项调查做出了肯定的答复，而这一数字在巴西甚至只有3%。
从政治家到身边的朋友，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生活中出现的所有人的真实目的都怀有疑虑。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套既定的行事议程，所以最好不要在集体事务中投入过多的精力。我们每个人都深陷于一个巨大的囚徒困境之中，尽量把自己置身于涉及集体利益的共同事务之外。
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国家里人民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了这些国家对将来的发展做了多少充分的准备，因为人民可以把他们的行为构筑在对他人未来行动的合理期许之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问题。在一个缺乏保障的社会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将会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或者政府将会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什么作用。在一些国家，对企业进行征收税费是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企业经营许可证会被吊销，罔顾法律的存在去推翻法院做出的判决，司法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以至于它阻碍了长期目标的实现。就像厄瓜多尔的前总统Osvaldo Hurtado最近在《The American Interest》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政府法院或是私人律师，拉丁美洲人民对法律制度和制度的执行者是采取不信任态度的。确实，轻视法律的观念在这片大陆上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要比通过数不尽的法律章程去规制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类观念的社会影响力大得多。在过去175年间，拉丁美洲的立法机构可能比它们在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的对手颁布了更多的法律，但是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这么多的法律被这么多的人忽视了这么长的时间。
有人说法律保障是确保信任感存在最好的壁垒。为了能让经济发展继续取得胜利，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必须要去相信本国政府的行为是合理的并且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他们必须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一定的预期。同时他们还必须要去学会相信别人也会遵守游戏规则。
对民主的承诺
第三个阻碍该地区发展的障碍是拉丁美洲国家对民主承诺的脆弱性。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古巴这一个特殊的例子，在一定的评定标准下，今天在该地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民主制度。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内战，政变和独裁统治后，近几十年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实已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实情是它取得的胜利是不完整的。尽管有精心编纂的宪法，冠冕堂皇的声明和各种言之凿凿的条约，拉丁美洲国家对独裁主义还是存在弱点的。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的所作所为与拉丁美洲过去存在的考迪罗别无二样——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和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两人通过民主程序和框架上台，却颠覆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体系。一旦当选，他们将选民对他们的委任自行理解为全权委托，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其中包括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束缚媒体的自由报道权利，并且尝试去扭曲现行体系使他们能够不惜任何代价长久地掌握权力。他们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允许这些领导人继续这些独裁行为，可能是因为把这些人口中所宣扬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和蛊惑民众的言论当作是理解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发展难题的出口。
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政治不能满足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预期的话，如果这些国家民众的期望仍旧是一个搁浅的梦的话，那么专制主义将会卷土重来。避免这种情况到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向大众证明民主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真的可以构建更加繁荣和公平公正的社会。克服政治框架中僵化腐朽的部分，使其可以更好地回应民众的要求，同时将财政收入的来源更多地指向富人阶级。这些都是开始并且逐步实现一种真正的代表自由和进步的文化环境的必要步骤。
和平文化
提高公众的收入是必要的，但是仅限于此也是不充分的。这些资金必须被更合理地使用，以便真正促进人类的发展。在过去拉丁美洲国家都花费巨大，债台不断高筑，而它们却将这些资源优先浪费在了不恰当的领域。这些国家将本应花费在儿童身上的钱都花费了本国的军费开支上。
除去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要面对一场持续的或迫切的武装冲突。然而在过去的每一年里，这一地区在军费上的开支是600亿美元，同时士兵数量也在成倍增加，而这仅仅是5年前的数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攻击者是谁,而谁又将要受到攻击呢？这一地区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冷漠、不公平、疾病、犯罪和环境退化，这些都是内部问题。只有通过明智的公共政策才能击败它们，而不是开始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后者是行不通的。
哥斯达黎加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废除军队，并向世界各国宣布永久和平的国家。这里的孩子永远也不知道服兵役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武装直升飞机投下的阴影和坦克驶过的痕迹。而且自哥斯达黎加废除军事武装的62年以来，国内从未经历过任何一场政变。我想象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有一天将会跟随哥斯达黎加的步伐，但是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这个乌托邦将不会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然而我也知道逐步合理地削减军费开支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要把推动这一和平趋势的功劳归功于专制制度下的受害者，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拉丁美洲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我们要把这一功劳归功于专制制度压迫和折磨下的幸存者。我们还要把推动这一和平时刻的到来的功劳归功于那些因为军事制度的存在而经历了自身最深重恐惧的人们。
废除这种尚武的文化是必要的，因为士兵的数量在我们的城镇和城市不断增加推动了一种好战的态度，这对我们的发展是毫无益处的。它假设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打倒你的敌人，而不是团结你的朋友和邻居。它教给人们要通过武器，呵斥和威胁，而不是尊重和忍让来取得胜利。这一地区的军国主义精神是一种落后并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它必须要被一种和平的文化所取代。
拉丁美洲国家必须要通过反思自己来直面现实，那就是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像高挂于天空的星星一般不可触及，解决问题的出路实际就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必须要丢弃自己对于变化的畏惧；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创业精神；我们必须学会去信任；我们必须要加强对民主和法律准则的承诺。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放弃军事上的实践，尚武只会让我们继续在过去的伤口上撒盐。只有到那时这个地区才会真正实现它长久以来一直追寻的发展目标。
【作者简介：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Oscar Arias Sanchez），198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斯达黎加前总统。1940 年出生，中学毕业后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回国后于 1961 ～ 1967 年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学习并获得法学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67 年赴英国学习，先后在埃塞克斯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阿里亚斯还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获得了约 50 个荣誉学位。本文转载自2012年12月第6期《拉丁美洲研究》，翻译:陈露文; 校对:贺双荣; 责任编辑: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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