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概括起来说，影响政治发展战略的选择主要有两大因素：
第一，发展背景，即发展是在什么样的起点上展开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启动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如何走入现代化的。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结束殖民统治后才开始的。摆脱殖民统治的不同途径决定了它们对政治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据此，我们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独立后国家”，另一类是“革命后国家”。在独立后国家，政权主要不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殖民地的政治形式作为一种遗产，经过不太复杂的妥协、压力过程，可能也伴随着有限的抗议、示威和流血而被国内活跃的政治力量基本和平地继承下来。总的来看，民族独立是国际进步潮流和大国地缘政治的副产品。政府的行政机构一成不变，全盘沿袭，议会、司法等现代政治机构匆匆而建，照搬西方。国内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几乎没有被触动，大上地所有者、部落酋长、宗教领袖、大商人、城市社会名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掌握着生产资料，控制着政治权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特点决定了独立后国家与国际资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附关系。南亚、非洲许多国家属于这一类型。革命后国家不同。在这里，殖民统治是被特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通过动员人民和武装斗争推翻的，殖民地的政治形式不复存在。国内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有的支配性利益集团和社会阶级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它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革命。政治权威被运用来巩固和扩大新的政治形式的社会基础，组织和领导社会的重建工作，动员和集中社会性资源并通过分配这些资源来推动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实现。革命后国家就是一个继续变革旧政治体系，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社会生活的国家。它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包括第三世界众多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就我们的分析目的而言，我们关注的是后者。
第二，发展的取向，即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重点是什么。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取向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能力，包括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领导机构和政府行政机构，它们具有制订政策、执行政策、维护公共秩序和维护合法性的能力；二是政治参与，如建立政党和利益集团之类的政治结构，吸纳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政治活动反映民众的意愿和要求，政治多元化的程度，强制与同意之间的平衡，如此等等；三是经济增长，它涉及一系列变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储蓄、剩余资本、投资率、农业生产率、技能和识字人数的比例、科学和技术的创新，等等。从综合比较的意义上说，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四是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即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否在社会成员之间实行平等的分配。
无论是独立后国家还是革命后国家都希望能够完全实现发展取向的四项内容，但是，相对于发展的时间逻辑而言，这四项内容之间是有矛盾的。例如政府能力与政治参与。政府能力的加强往往不是扩大政治参与而是缩小政治参与，同样，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加强政府能力而是削弱政府能力。再如经济增长的财富分配。许多学者已经承认，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财富与收入的平等分配，在发展中国家，毋宁说反而加剧了贫富的差距，经济增长的成果大部分被权势集团所吸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贯彻这四项发展取向时不能不各有侧重，而侧重点的形成又与它们是如何摆脱殖民统治的方式密切相关。如果把发展的背景比喻为发展的“硬件”，把发展的取向比喻为发展的“软件”，那么，不是所有的硬件都能容纳和运作这些软件。选择何种软件，取决于已有何种硬件。这样，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在追求、贯彻这些发展取向中表现出来的差异，就构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我们把它们归纳为三种类型。
民主——竞争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左右时间里，发展中国家曾经普遍采用过民主——竞争型政治发展模式，而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独立后国家。这是很自然的。首先，早在殖民地时代，这些国家就存在着为贯彻殖民主义目标而设置的立法审议会和行政审议会，并培植了一批与殖民统治者有着共同文化背景，而且也同属于脱离民众的本土贵族阶层。由于没有发生革命，他们得以保存下来，构成了独立后国家的权势集团。其次，在新殖民主义环境下，本土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与国际资本结下了特殊关系，独立的结果虽然使他们表面担任了行政机关的要职，在军队、国营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在其背后，多数场合有外国顾问施加很大影响。与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促使大多数独立后国家纷纷效仿，建立了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形式——选举产生的国会，互相竞争的党派，从政治上吸收成员的内阁，等等。从政治发展的目标来看，民主-竞争型模式都力图扩大政治参与，推动经济增长，并把前者作为达到后者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它具有多样化、多元化和权力分散化的特征。因此，在民主——竞争型模式中，政治妥协是政治过程的主要机制。按照这些国家的政治设计者的看法，在立法机关，代表们有机会表达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法院，法官们仲裁各种分歧，政党联盟能够把特殊的利益综合成公共政策，教育机构和传播媒介则教导人们尊重自由，遵守程序和规范，这样，民主-竞争型发展模式就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整合多元的社会。
精英——动员型
与民主——竞争型政治发展模式不同，采用精英——动员型政治发展模式的国家大部分属于革命后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在革命中奠定的政治地位，奉行的政治价值与积累起来的巨大的政治权威使他们普遍蔑视民主——竞争型模式的渐进主义发展战略和妥协主义的政治运作方式。在他们看来，加强政府能力，实行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是发展的前提和目的，为此进行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革。而动员是变革的最有效的方法。动员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动员的依据。这来源于精英——动员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是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对精英主义动员者来说，动员意味着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民众应该而且能够从政治角度观察社会变迁，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可见，精英——动员型和民主——竞争型一样也强调大众政治参与，不同的是，在精英——动员模式中，民众是被动员来执行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政策，“所以这是一种被动员的或是结构化的参政形式。”此外，精英主义动员论者宣称，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具有首要性和至高无上性，一般不容忍个人持不同政见；第二，动员的手段。无论是民主——竞争模式还是精英——动员模式都需要政党这种现代政治形式。政党在这两种模式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前者需要政党是为了赢取选举，后者则把政党作为变革社会的工具，因此对后者来说，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如政党、军队民兵等对集中控制政治资源并使用这些资源去推动工业的迅速发展，维护更大的分配平等，降低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三，动员的过程。精英——动员模式在动员资源，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直接的结果是把更多的人口组织起来，完成了对社会高度的调控，各种社会团体变成了党——国一体的附属物。即使在宗教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度，国家也否定了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国家崇拜，政党崇拜，克里斯玛领袖的崇拜大大超越了对传统教会的忠诚。政府的活动如内部治安，外部防卫，经济建设，社会服务都显示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这是一个一元的政治系统。拉美的墨西哥，西亚中东的土耳其、埃及、伊拉克，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安哥拉、贝宁、几内亚、刚果等都属于或都曾采用过这种发展模式。
官僚——权威型
如果说，民主——竞争是一种模仿性发展模式，精英——动员是一种内生性发展模式，那么，官僚——权威则是一种实用性发展模式。它的实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摒弃意识形态的考虑，既不对某些公认的终极价值表示臣服，也不对被视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民众力量表示敬畏。它是目的只有一个：安全与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它是发展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是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具有很强的时效特征。不论是独立后国家还是革命后国家，也不论原先是采用民主——竞争发展模式还是精英——动员发展模式，在陷入发展困境而难以自拔时都有可能转而从官僚——权威发展模式寻求生路——虽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这种模式的典型实例有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亚洲的韩国和印尼，在不太典型的意义上几乎包括所有的废弃了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非洲国家。
阿根廷政治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尔曾给出官僚——权威发展模式的8个特征。概括地说，主要是：国家权威机构由履行暴力的专家和致力于经济稳定的专家组成；政治上排斥与打击原先活跃的民众主义势力，初期通常表现为废除或终止议会制度，关闭进入权力中心的民主渠道；经济上主张生产结构的跨国化，大力推行有利于寡头垄断集团的资本积累模式，认可和鼓励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趋势。[6]其中，取消民众的政治参与，提高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官僚——权威发展模式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虽然奥唐奈尔反对赋予他的结论以普遍有效性，但是人们注意到，官僚——权威发展模式的上述特征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战略选择的走向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这首先是因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必须解决国内秩序紊乱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官僚——权威发展模式被证明是恢复秩序的最便利显效的方法。从经济的观点看，官僚——权威发展模式能够提供使统治精英维持经济权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业经整合的行政框架，当工业化开始时，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阻抑、限制随着教育、城市化和传播媒体的发展所刺激而生的消费需求、工资增长、通货膨胀，从而可以顺利地扩大资本的积累。当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毫无困难地实行这一模式。官僚——权威模式至少需要有一个比较职业化的军人集团和一个与军人集团有密切联系的技术专家阶层，还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背景。
贰
我们注意到一个经验事实：到60年代中后期，采用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政权大部分接踵倒台，军人集团纷纷走上政治干预之路，填补政治舞台的真空。无论是在非洲、拉美、还是在南亚、东南亚，都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民主——竞争发展模式失败的原因很多，关键是两点：
第一，社会发育的不成熟。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生产力非常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在广大的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但是对于采用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独立后国家而言，它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文化的高度异质性。阿尔蒙德等政治学者指出，“在殖民地国家里，最最显著的裂痕乃是种族的区分”，而“随着民族主义的胜利，政治斗争从种族舞台转向部族舞台”，部族意识的高涨，已经到了“把国家这块糕切成片片”的程度。[7]在非洲这种状况特别严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说，不成熟的社会只能孕育不成熟的国家。这就注定了民主——竞争模式这种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移植过来的发达的政治形式必然面临着它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正如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痛苦》一书中所说：“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中，不要说政府形式，就连国家的领土完整也受到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部族和其他集团的威胁”，再加上社会的贫困和不平等，“骚乱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有时以革命或者示威的形式，更多的则是没有组织的违法行为。民主——竞争模式所欲达致的刺激经济增长、整合多元社会的理想不啻镜花水月。
第二，阶级发育的不成熟。除了拉美少数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阶级发育不够成熟。保罗·哈里森说：“非洲和亚洲的穷人没有表现出多少将会具有某种阶级意识的迹象。农村的中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也往往没有分成利益冲突的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阿尔蒙德也指出：“除北非和埃塞俄比亚之外，大多数古老的非洲社会不存在鲜明划分的社会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也非常弱小。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时代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不同，二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三是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命脉的垄断与控制。在非洲，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至少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许多学者相信，非洲民族资产阶级是在60年代大多数国家独立后依靠国家政权的扶植才发展起来的。但即使如此，这个阶级仍然具有浓厚的等级身份色彩，经济因素与政治、宗教、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知道，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达的市场和成熟的阶级以及政党，而采用民主——竞争模式的独立后国家恰恰不具备这一社会条件。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的代议民主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是民主——竞争模式破产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有很少几个国家在采用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例如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等。但是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条件。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和解上做了很大努力。哥斯达黎加民主制的维持则主要取决于文化上较高的同质性，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自身的传统。但总体观之，经过十几年的试验，模仿西方民主政体而建立起来的民主——竞争发展模式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失败了。 、
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失败为军人走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
军人干政乃至军人政权若要成立，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客观机会，二是主观动机，三是自身条件。现在，机会已经形成。文职政客与官僚被证明无法承担起提高政府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社会资源平等分配要求的任务，他们模仿和倡导的民主政体把国家引向分裂和动乱。这样，军人就成为拯救国家的唯一力量。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能唤起军人干政的动机。动机是现实的反映，动机的产生应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根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军队属于政治组织，而不单纯是军事力量。但是在国家制度中，如果按照职能划分的话，直接管理国家的职能并不属于军队的职权范围，换言之，军队虽然是一种政治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可以制订政策，领导国家。在现代社会，政府是国家的代表，代表可以依照法定的程序随时予以更替。政府危机不是制度危机，不累及国家，国家在政党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岿然不动。因此军人干政的动机只是潜在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和阶级的不成熟导致国家与政治的不成熟，政府往往把自己视为国家本身，或者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民主——竞争发展模式虽然是按照现代民主原则构建而成，民主的机制和精神并未发育出来，这就决定了政府的更替通常无异于一场战争。这里，政府危机意味着国家危机，国家危机又意味着军队生存条件的恶化，例如薪俸不能保证，军费被削减，外交政策的失败造成军队地位的屈辱，等等。如果不改变政府或推翻政府，国家和军队都没有新的出路。因此，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干政动机。机会与动机的同时具备使军人干政如箭在弦，只待一发。而军队的自身条件又为这种情势提供了物质基础。虽然这些国家的军队规模不大，但是它们在两个方面要大大优越于其他政治力量：其一是对暴力资源的垄断。正所谓“暴力是政治斗争的最终上诉法庭”，在危机时尤其如此。这表明，军队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是最强大的；其二是拥有良好的建制结构。军队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有严密的等级、严格的纪律、统一的指挥、先进的通讯，从总参谋长到普通士兵，命令可以贯通到基层，资讯可以上达到高层，这就比政客与官僚更有能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
军人在占据政治舞台后大致会表现出这样几种趋向：一是把军人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军人声明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将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这种军人政权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固定的政策，其持续时间不长；二是把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这种军人政权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三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军人政权希望通过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半开放的政治录用以及和某些权势集团的结盟来获取军人政治的合法性。我们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后面两种军人政权。这两种军人政权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都有自我维持、自我扩张以达到长期存续的内在动力，正如前苏联学者米尔斯基在《“第三世界”：社会、政权和军队》一书中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军人是不会让出政权和’返回兵营，的，而且只要他们保持团结和相信自己能够对国家实现牢固和有效的统治，谁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做。”因此，它们一般都需要考虑发展问题。由上分析可知，军人政权是在民主-竞争发展模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在，摆在军人政权面前有两种选择：或是采用精英——动员发展模式，或是采用官僚——权威发展模式。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选择。
叁
精英—— 动员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范畴，而是一种受到历史局限的现象。它既不会发生在社会和经济都不很复杂的高度传统的社会里，也不会发生在社会和经济都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它最有可能发生在已经历过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但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的那些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是以革命来鸣锣开道的。革命是精英——动员发展模式的主题。革命改变了历史，也塑造精英——动员发展模式的性格。第一，革命摧毁了旧有的社会阶级和权势集团，扫荡了造成社会差别与社会对抗的旧基础，实现了社会的空前平等和一致。国家与社会趋于融合，或者说，国家吸纳了社会。第二，革命扩大了参政的规模，它体现为民众的充分动员。在革命中，民众的政治意识迅速复苏，政治热情成倍增长，政治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与中心，社会程度不同地政治化了。第三，革命创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这一政治权威为了能够稳定地和制度化地集中和分配社会资源，往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系，其中，某一个党在政治生活中居于“霸主”地位，规范和影响着政治过程。
应该说，精英——动员发展模式的这种性格特征与军人政权的政治形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在精英——动员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呈现的融合趋势意味着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干预社会，社会各种团体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它们是国家机构的延伸，依附于国家而求其生存。而在军人政权统治下，国家与社会仍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分离，军人主要是干预政治，并不试图干预社会生活本身，它的触角一般还无法伸到社会生活的内层。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精英——动员模式大多推行集权的经济管制政策，而典型的军人政权，如拉美国家，则大力推行货币主义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只要社会还存在自由经济，就存在市民社会的基础，这样，不论军人政权如何独裁，社会总能保存着对抗国家的力量。其次，精英——动员模式下的民众的广泛参与也是军人政权难以容忍的，虽然这只是一种动员型的政治参与。军人政权可以允许经济自由，也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却坚决反对政治民主。在它们看来，这种建立在广泛政治动员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意味着动摇军人政权的权力基础，意味着与军人政权分庭抗礼。军事政体的特点是，“注重纯行政措施，不要政治工作，不去动员民众，不让他们参与政治生活，而运用军队中那套等级制度，发号施令，绝对服从。”因此军人政权一般都会取缔政党，中止议会，禁止游行、示威、集会。第三，在精英——动员模式中，军队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国防组织，而是一个革命性的武装集团。军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安全而不是对外防御。在社会由于广泛动员而政治化的氛围中，军队抹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被誉为“人民的武装”，“革命的卫士”，军队没有或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对军人政权来说，军队是一个独立的职业性团体。军队有自己的组织建制、通讯系统、指挥系统、保障系统；有自己的院校、工厂、俱乐部、驻营地；有自己的职业符号、团体精神、行为规范，如此等等，因而军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然，军人也自认属于国家，但他们往往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灵魂、国家的监护人。当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军人政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得以产生和确立。第四，精英——动员模式把军队作为完成执政党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工具，军队必须听命于党。在这个意义上说，精英——动员模式的军——政关系也是一种“文官至上”、文官控制的关系。唯有不同的是，领导军队的文官集团是由具有鲜明政治取向的党的官僚精英所组成。而军人政权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独裁，在“军人政委会”的领导下，军人凌驾于各种政治力量之上。最后，在精英——动员模式中，军人是理想主义者，而在军人政权统治下，军人是实用主义者。
精英——动员模式虽然与军人政权存在着许多抵触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人政权不能采用精英——动员发展模式。至少军人政权在这两点上是欣赏精英——动员模式的，一是精英——动员模式的高度集权显示了极为强大的政治效能，二是精英——动员模式有力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军人政权要采用精英——动员模式需要具备一些条件。
第一，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要求。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民族经济问题，二是土地分配问题。只有建立了强大自主的民族经济，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发展本国的工业化；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束缚，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和奠定基础。在采用精英——动员模式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日益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建立民族经济意味着对外国资本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大私人资本实行国有化，土地改革则意味着平均地权，改变土地集中于少数传统集团的不合理现状，这样就严重触动了城市和乡村上层阶级的利益，导致社会的阶级关系紧张。于是，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社会变革带上了政治革命的性质。社会变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取决于民众动员的规模和水平，取决于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被扫荡的范围和深度，还取决于精英分子形成权威和整合社会的能力。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民众主义的兴起。
第二，民众主义作为精英——动员模式发动社会变革运动的一种思潮起源于30年代到60年代的拉美，但其特征也适用于亚非。从经济角度看，民众主义主张发展民族工业，扩大国内市场，不赞成自由贸易政策，要求实行国家统制经济。民众主义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坚决拥护者，例如采取限制进口，限制外汇交易等办法，同时用高关税与限制兑换等手段，为民族工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从而营造一种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从政治角度看，民众主义是与广泛的社会集团处于贫困和被排斥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民众主义就是在克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操纵下，对被排斥的民众阶层的“社会政治动员”。民众主义领袖需要在民众阶层中寻求社会与政治支持，民众阶层则通过提供这种支持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第三，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中间阶层通常是指独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居中间地位的社会政治集团，其构成主要是城乡独立生产者、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以及具有中等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者。在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是主要阶级。在较为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虽有一定的发展，但阶级分化尚未结束，阶级关系不够成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两种国家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在采用精英——动员模式的国家中，这一中间阶层呈现了如下趋势：城市中间阶层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于乡村中间阶层：而在城市中间阶层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于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老中间阶层。虽然这一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使其成员容易奉行中间路线，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传统权势集团的压迫和排挤，因而又具有反抗和改变现状的意识，主张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参与，实现社会革新。其中激进的左翼，更主张以激烈甚至暴力的手段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中间阶层又构成了民众主义运动的主体。
第四，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形成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它构成新政治权威的核心。它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民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通过对国家的控制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我们上面已经谈过这一点，在此不复赘述。
第五，军人集团内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军人社会成分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中国家的军官大多出身于上层社会，或在殖民地军队中培养起来。战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身于中间阶层的军官总数日益增加，例如埃及，“大多数军官都是国家职员和军人的子弟，以及农民的孩子。”还有少数军官出身于下层社会，例如秘鲁的贝拉斯科将军。军人社会成分的平民化使军人对社会变革运动有一种亲和力；其二，军人总体素质的变化。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军人的教育受到重视，他们除了学习军事课程外，也研究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探讨各种发展理论，加深了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军人总体素质的提高使军人程度不同地具有了参政的能力；其三，军人政治意识的变化。军人在学习理论和执行任务中不断接触本国实际和外部情况，对于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革新的必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再加上社会成分的平民化和总体素质的提高，革命的思想在军队中逐渐成熟，军队产生了一批“带肩章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埃及的纳赛尔，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缅甸的奈温（他最初的职业不是军人，而是革命干部），秘鲁的贝拉斯科，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走出兵营，汇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
总之，只有当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提出变革现状的强烈要求，这一要求恰好又与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民众主义运动不期而遇，并且由于民众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导致社会与军队都普遍政治化时，军人政权才有可能采用精英——动员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动员与政治整合能力的政党或权威中心得以形成，它凭藉着在持续的动员中与民众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变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和进程，以及几乎垄断了全部的政治资源因而也控制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政权采用精英——动员发展模式往往意味着军队变成党的一部分、革命的一部分。军事精英与政治精英融为一体，或者军事精英本身就是政治精英。但是这样一来，军人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即变为具有民众基础的，有政治组织的和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政体。实际上，这样的军人政权已经不再是军人政权了。
肆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选择：官僚——权威发展模式。官僚——权威模式的提出应归功于阿根延政治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尔。他通过对60年代拉美国家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的分析而发现，新的军人政权不再以组织选举，扶植某些政治势力上台，然后退居二线加以操纵为满足，而是建立一种以军事力量为支柱，权力高度集中，相对长期稳定的军人执政体制。这一体制的使命是严厉限制民众阶层的政治参与，实施正统的经济紧缩政策，强行降低民众阶层的收入水平，创造有利于外国投资的社会政治环境。奥唐奈尔在他正式发表的《现代化与官僚权威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1972）一书中把这种体制称为“官僚——权威主义”。从此，官僚——权威模式就成为研究拉美以及亚非一些国家军人政权现象的理论基础之一。为了便于分析，我们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巴西，这是因为，巴西被学者们公认为典型的官僚——权威主义国家。
官僚——权威模式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民主化走入困境与工业化面临严重挫折。拉美的民主化必须与民众主义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民众主义的出现适应了本世纪30——6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化第一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单独掌握政权，一方面，它要与传统的寡头集团进行妥协，以减轻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工业化的抗拒与对政治权力的压力；另一方面，在面临旧势力的严重威胁下，它又只能联合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能够联合的力量，组成多阶级性质的政治联盟。一直到60年代初为止，联盟政治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历届政府的统治基础。在两国的政坛上，政党政治空前活跃，工人阶级和社会中间阶层受到格外重视，政府通过授予一定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把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支持政府推行工业化的基本社会力量。
从经济的观点看，以民众主义推动的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横向发展”的粗放的工业化，它的目标是生产消费品，从而满足民众的需求，而不是发展中间产品与资本货生产。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它有一个专有名称，叫“进口替代”。所谓“进口替代”，简单地说就是国内原需进口的某些工业制成品，靠发展国内工业生产来取而代之，即用国产工业品来替代进口工业品，由此带动经济增长。“进口替代”的提出与依附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主旨是为了改变拉美国家作为“外围”的不平等地位，改变殖民地以来一直延续的出口农矿初级产品的发展模式。拉美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指出：“我们努力让人们懂得，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适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偿其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这就是进口替代原则。”从理论上说，这无疑是一条理想的工业化途径，因为，在独立以前的殖民地时期，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几乎都要从宗主国进口。独立后，这些国家财力薄弱，缺乏外汇，没有能力再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所需产品，而且，如果象过去那样继续依靠进口，工业化与经济独立必将旷日持久，实现无期。但是，实行“进口替代”所带来的好处很快就枯竭了。第一，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面向国内市场，生产规模不能不受到限制；第二，保护主义虽然有助于国内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产品不能很快改进，结果越保护，越落后；第三，发展国内工业的某些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不可能完全自给，还需要进口。一方面出口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又需相当数量的进口，国际收支难免发生逆差，从而不免对外借货；最后，“进口替代”加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国家的经济力量又往往集中在某些权势集团之手，它们既可能与外国资本相结合，使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部门成为具有官僚买办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能抑制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加强了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扩大了社会的二元结构。
拉美国家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缺陷与问题全部暴露出来：简单制成品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工业发展的机会大大缩小，工业化第一阶段尽管减少了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但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增加了国际收支逆差、外债负担和通货膨胀，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继续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吸引外资，不得不采取紧缩性计划和压低民众阶层的工资。这些措施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此以前，即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民众阶层因经济地位的改善和人数的不断增长而在政治上日趋活跃，以民众主义联盟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又不断地强化民众阶层的政治参与感与政治使命感。但是当工业化因严重挫折而改弦更张，转向正统经济政策的过渡时期时，民众阶层已经积累起来的政治实力和对政府经济紧缩计划的强烈反对构成了对新政策的挑战。这样，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政局动荡，而政治危机又反过来削弱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能力，恶化经济形势。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政府失去了对社会各种势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的逻辑必然要求使用强制手段把社会纳入可控范围，使其发展不偏离资本主义轨道。拉美国家在民众主义衰落与“进口替代”失败以后，由军人出来收拾残局，正是这种客观要求的反映。而军人政权采用官僚——权威模式，又正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第二阶段的一大特色。
在巴西，1964——1974年间的军人政权奉行的官僚——权威模式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以“发展和安全”为指导思想。发展要以安全为保障，而安全则意味着建立严厉的政治环境。布兰科是这个时期军人政权的首任总统，他上台伊始就提出“在稳定中发展”的主张。1964年4月，军人政权公布第一号制度法，宣布“革命授权”军人“执行制宪权力”，制订“不受过去准则约束的司法准则”。指出新政权的任务是“恢复国家的内部秩序和国际声望”，重建巴西的经济、财政、政治和道德。1965年10月，军人政权公布第二号制度法，赋予总统取消现行政党的权力，并以补充法确定新党组建的原则。1967年1月，军人政权炮制的新宪法出台，把各种制度法和补充法集中在一起，完全取消了联邦和立法部门的权力。从1964年到1969年为止，军人政权总共颁布了17个制度法和77个补充法，这些法律的核心内容是加强总统和军队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以实现政治稳定。与些同时，军人政权在政府和军队里清洗政治反对派，强化集权统治。根据第一号制度法，布兰科政府1964年就开始政治清洗，其主要目标是取消立法机构中政治反对派的立法权，剥夺政治反对派的公民权利。席瓦尔政府继续布兰科政府的清洗政策，又对国会、司法机构和大学进行清洗。1969年8月，梅迪西接任总统后，再次进行清洗，并镇压游击活动，使巴西1964年以来的军人集权政治达到最高点。巴西军人政权终于通过强力手段实现了“安全”——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为“发展”——1968-1974年的经济奇迹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以军事官僚和技术官僚为基本结构。巴西军人政权在排斥了几乎是全部的文人政治家，代之以军人的同时，起用了大批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其中尤以经济学家为多。起用技术专家并不是1964年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历届文人政府都有技术专家的参与。但是，与历届文人政府不同的是，军人政权“特别强调专家治国……他们把管理效能和合理计划视为发展的关键。”[23]因此在巴西军人政权统治下，大批技术专家在政府部门出任要职，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设计师和筹划者。他们不仅了解和熟悉国家的全部情况，而且有行政工作的经验，他们的思想观点可以左右军人政权的决策，进而对国家命运和前途都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军事官僚和技术官僚的结合是巴西官僚——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
伍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无论是精英——动员模式还是官僚——权威模式都是对民主——竞争模式失败的一种反应。换言之，精英——动员模式和官僚——权威都是从民主——竞争模式的崩溃中脱胎而出的，都是对民主——竞争模式的否定和取代。但是，有的军人政权何以采用官僚——权威模式而不采用精英——动员模式则有着属于自己的特殊原因和特殊条件。
我们注意到，采用精英——动员模式的国家大部分为革命后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资产阶级尚在发育，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支配势力仍很强大。因此工业化的逻辑要求精英动员分子必须借助革命以及凭藉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巨大政治能量来扫荡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工业化的降生铺平道路。简言之，精英——动员模式的任务是启动工业化，为此它就需要克服工业化的障碍，这一任务是由革命来完成的。然而，采用官僚——权威模式的国家早已走过了这一“原始”阶段，其工业化已经初具规模。因此，官僚——权威模式面临的任务不是启动工业化，它所要做的仅仅是如何千方百计防止工业化过程受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袭扰而可能造成的中断。可见，工业化的一定发展是官僚——权威模式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工业化的危机则是推动官僚——权威模式不断强化的重要动因。按照奥唐奈尔的观点，危机越严重，技术官僚和军事官僚组成的联盟的内聚力越大，官僚——权威模式也就越能巩固。相反，如果危机并不严重，对来自民众主义威胁的感受程度不够强烈，那么，政变后技术官僚——军事官僚联盟的内聚力就不足以抵挡民众阶层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压力，结果是官僚——权威模式衰落和民众主义重新抬头；随后，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又会导致官僚——权威模式的再度复出。巴西和阿根延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情况。
最后，官僚——权威模式的出现还有赖于在军人与技术专家之间存在长期合作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大量吸收专门人才进入政府参与领导和管理工作，这一趋势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经济活动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和职能化，这就必然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并非所有的军人政权都能具有“专家治国”的精神气质。军人政权要容纳专家取决于三点：其一，他们本身就是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团体，对现代知识与技术的应用怀有高度的热情与清醒的认识，许多高级将领本人就是专家；其二，技术专家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缺少，其地位与作用不可替代；其三，技术专家与军人集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存在着共识，例如，他们和军人集团一样，通常对连续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容忍程度很低，都把民众阶层政治化水平的提高视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都热衷于GNP的增长，而对财富与收入的公平分配漠不关心，等等。在巴西，情况就是如此。许多军官都有作为政府机构、公共企业的专家的经历。最能体现军人与技术专家联姻特色的要首推巴西军事学院（ESG）的培训制度。军事学院成立于1949年，其宗旨是鼓励文职和军职高级人员在国家发展中共同合作。学院培训计划的参加者约有一半是经过特别挑选的文职人员，对他们来说，被邀请参与这些计划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那些受邀请参与的人懂得：该学院的文凭，对于打开通往那些由该学院毕业生建立起来的政治、商业和军事机构中的高级职位的门户，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到70年代中期，学院已经毕业了约2000名军官和文官，二者人数大体各半。由于它一直在提供将官，培养文职技术人员，因而一直在影响着二者所执行的政策。1964年军人所以走上全面、长期控制政治的道路，与军事学院这15年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准备，以及军事学院对军事官僚和技术官僚的培植并使之融合是不分开的，正如斯·罗博克所说：“从军事学院的哲学看来，革命政府是军官和技术人员的一个联盟。”
来源：《战略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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