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呱与中国画匠的里约热内卢风景画- 大数跨境

中拉智讯

2019-11-27

导读：这种里约热内卢风景组画的历史已有一百五十年。

描写十六世纪中叶风貌的风景画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当时由一位德国朦胧派画家博雷兴(Breising)首次实践。其目的是用绘画或图画表现绘画人在做画时根据所给出之观察点以精确的测量围绕自身旋转360度所确定的一种自然景色、城市风光或历史情节。这种绘画方式在十九世纪初风靡欧洲，当时此类展览达到了轰动一时的程度，特别吸引了英国和法国一大批充满好奇的观众，并在其盛行的年代传到了巴西，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市因其风景绘画和广阔海湾的美丽而引起国际瞩目。不久，伦敦、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亚特纳斯、里斯本、拿波莱斯、马德里、维也纳和其它一些城市画派开始在巴黎和伦敦展出里约热内卢的风景画，并于1821年首次在法国首都展出了G. 罗米(GRommy)以费利谢米莱·陶奈(Félix Emile Taunay)的写生画为基础的绘画作品。

里约热内卢及其瓜那巴拉(Guanabara)海湾的风景画现在或以前就有很多，完全可以说，除了罗米和其它一些人的画以外，还有布福特(Burford)、杜卡尼(Ducany)、希利贝尔(Shilliber)、巴西尼(Pasini)、维达尔(Vidal)、蓝德塞(Landseer)、山贝拉因(Cham berlain)、柯雷茨基马尔(Kretschmar)、费埃丁(Fielding)、巴特(Bate)的画和这次我弄错年代的最引人注目的那幅画，它是维托尔·梅雷莱斯(Vítor Meireles 于1885和1887年间，在比利时青年画家亨利·蓝格罗克的帮助下绘制的1.667平方米巨幅绘画：《机器》，在其于本世纪初被毁坏的里约热内卢展出之前，先在布鲁塞尔，后来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然而，所有这些在现场和最常规距离下绘制的外国风景画原作中，没有哪幅比一套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匠绘画的城市风景画更充满新奇感，其中(最初属于巴西著名收藏家所有的四幅中的)三幅一直保留到今天，其作者为画匠宋呱(Sunqua)，1830年至1870年期间其可以稽查的活动先是在广州，后来在澳门。有些巴西作者甚至认为他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可能在巴西呆过。

在继续本文之前，最好说明一下甚么是画匠和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从事哪类美术工作。画匠——今日在世界上受尊敬的英文称呼，是以技艺和西方风格为欧洲或北美顾客工作，订做肖像、港口与沿岸风光、城市景观、船舶写真等绘画的中国画匠。他们在广州、汉波亚(Whampoa)、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于中国以外的加尔各答(Calcutá)设有画室，并一直活跃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这段时间。

1862年至1872年间游历过中国的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在其于1873/1874年英国出版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其中一位当时活跃于香港，以前曾是钱纳利的学生的画师林呱——画家正在画室里完成一组肖像，他还很年轻，正坐在昼架前的一张小凳上作画。他的头发梳成一束，优雅地一直垂到地上，可以看到狭窄房间里的一些家俱和画作--绝大部份是人物，但也有一幅画着中国船只的海景画。汤姆森关于照片的文章对确定这些西化画家的活动特点至关重要，这里未将这篇文章原封不动地抄录而是按其意思翻译如下:

▲宋呱自画像(油画)(香港艺术博物馆收藏)

在画框背宋呱书: “宋呱，五十二岁广东1853年”

宋桂(音译)--关乔昌的假名。(根据文德泉神父(《钱纳利诞200年纪念》)，师从钱纳利5年并由其供养之后，林呱离开了师傅到广州谋生，在十三行开了一家画院。根据吉兰-努内斯(Gillén-Nunez)《通过19世纪绘画看澳门》，相信他属于关氏画家家族。该家旅成员专精西洋技法。关作林(音译)在美洲学习西洋油画之后为此法在中国的始作俑者，宋林乃是其子。摘自: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带着摄影机游中国》，伦敦和纽约，Harpen & Brothers出版，1899年，P.39。中央图书馆--市政厅藏书部。

▲林呱--畫家正在畫室裡完成一組肖像

林呱是1852年在澳门逝世的著名外国画家钱纳利的一位中国学生。他画了大量优秀的油画，时至今日尚有香港和广州的画家临摹他的画。他曾在其它国家居住，是一所绘画学校的创建人。在中国，他的追随者未能掌握其艺术的精髓，只生产仿制品。临摹林呱或钱纳利，或其它任何一位或可能是别人的作品，仅因为这些仿制品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且按平方尺付款。在香港也有一些画匠，但他们所有人都从事这类工作且拥有一样的根据画布尺寸变化的价格表。他们的业务主要扩大到摄影业。每个工作室都拥有经理人，他们在海湾细心观察到达的船只，从外国水手中获得许多客户。这些水手以尽可能大的尺寸和尽可能便宜的价钱订购玛丽或苏珊娜的肖像，这些作品应在24小时内为随时可能开航前画完，装嵌好画框并包装好。画师们以下述方式划分他们的工作: 徒弟专画身体和手、而师傅画相貌。这样工作就进行得难以置信地迅速。可以随意使用那些有吸引力的颜色，因而水手漂亮的标准有时是由穿着一件画满了贴金或其它珠宝碎片色块和天蓝色衣服来代表的。这些绘画是美丽的艺术作品，绘制精美，调配了丰富多彩的颜色；但照得不好的照片的所有扭曲变化也统统被忠实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照搬下来了。这些画师们画得较好的是绘制得美仑美奂的外国船只的图画。为了增加一个人物，他们在画布上勾勒出方格，这些小方格就是他们为要临摹的人物而划出的。

▲ 宋呱在广东的画室里(A·布尔热刻)

曾刊登于《开放的中国》，1845。现转载自P·哥纳: 《钱纳利1774-1852，印度画家和中国海岸》。古董收藏家俱乐部出版，1993，页263。

所有这些为来去匆匆的水手和游客中要求不高的客人工作的中国画匠甚至极少敢说进过某所不确实的“英中学校”，而且他们出售的作品在伦敦或香港的绘画拍卖中并不抢手；或在当时没有更多说明的情况下被归类于一所灵活的“钱纳利学校”。钱纳利是英国画家，1825年在广州居住，从那时直到1847年在澳门逝世。他致力于中国题材或主题的绘画。这一拍卖者暂时代替艺术史学者之作用的错误一幕，只有在1972年卡尔·克罗斯曼(Carl Crossmamn)出版了他的《The China Trade》一书时才得到纠正。在这部先锋派着作中，克罗斯曼例举了至少37位画匠，从最早的-1785年至1810年间活跃在广州的斯波伊伦(Spoilum)和为乔治·亨利·马逊1804年出版的《The Costumes of China》一书做部份优秀插图的作者普呱(Pu Qua)，到定居在加尔各答。1900年还在这个印度城市工作的黎丰(Lai Fong)。这37位艺术家绘制肖像、船舶外貌、港口风光、风景、微型画、地图和城市风光，并在纸、画布、玻璃或树皮浆纸上做油画或水彩画。活跃于1850年至1885年期间的La Sung还是位摄影师。十九世纪上半叶，他们大部份都在广州生活与工作；下半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香港代替了广州。另有一位画匠-就是林呱，在澳门仍有工作室。这批西化的中国画家的数目应该是相当大的，其根据是，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巴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在他的题为《Os Chins de Macau》(香港，1867，页134)一书中说，那个时代仅在澳门大约就活跃着152名画家和两名摄影师，而且其中至少有22名是油画肖像画家，即他们以西方技艺通过订购的方式工作。由卡斯特罗·桑巴约于1867年调查的这批画家，其中之一是宋呱并非不可能，正如从贴在其晚期一幅画背面的一段话中看到的铭文“澳门”二字一样，似乎说明，宋呱在其晚年已将画室从广州迁到了澳门。

在克罗斯曼研究的画家中宋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首批以西方的方式在画框正面，通常是右下角以极小的拉丁字体为其绘画签名的画家之一。他的绘画生涯有40年或更长时间，从1830-1870年，一个足以使之能以普通线条重新构成独特风格之路的时期。总而言之，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质素是高水准的，尤其是在表现船舶方面。由于勤奋好学，他被视为那个时代三位较优秀的中国船舶画家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Greyhound”大师，他于1825-1840年期间在广州和“Whampoa”(黄埔)工作；还有“Henry Tuke”画师，他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活跃于广州。这两位画家被公认为具有与宋呱相似的风格，并有人认为“Greyhound”大师和宋呱就是一个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宋呱”并非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工作的画室，宋呱在画室所起的作用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一样-具有其签名或标记的画作相当多而在风格上的差异也相当之大。

我们已说过，画师的顾客是水手、船客、小商人、军人或西方游客，他们在中国逗留期间和回国之前，向这些画师中的某个人订购一幅小画带在行李中做为对当地的一种留念。这种情况差不多如同至少从1730年起许多瓷器上画有船的“肖像”-其中如荷兰船Vrijburg(1756)，英国船Latham(1755)或Earl of Elgin(1764)，瑞典船Calmar(1742)，北美船Grand Turk(1785)，或George Washington(1794年)，葡萄牙船Brilhante(1820)，以及“水手辞别”或“船长返家”一类的寓言场景，许愿器物(幸运回归)等。一般所有最终绘制停当并涂上彩釉的都是西方人返回家园欲装在行李中带走的东西。因而，水手和船长订购这些船舶“肖像”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绘画方面，订做港口和中国城市风光的也很普遍。直到1840年，还是提供广州、“Whampoa”(疑为“黄埔”--编者)、澳门和底格里斯(Tigris)河口一组四幅不同风景的港口风光画，并且可以看到美国Salem Peabody博物馆就拥有这些原始组画中的一组，作者也是宋呱；1840年以后，如果一组是四幅画，一般，香港的风景就代替了底格里斯河口的风景: 如果是六幅，则在原来四幅的基础上增加香港和上海两幅新画。极少出现商船经常抵达的其它港口风景，如新加坡、开普墩(Capetown)、圣艾莱娜岛(Santa Helerna)等。这些画又辗转出现在伦敦拍卖会的目录中。但美洲港口的风貌尚不为人所知，这种情况立刻使宋呱的里约热内卢中国风景画似乎成了唯--种有特殊重要性的资料。这种里约热内卢风景组画的历史已有一百五十年。为此，里约热内卢《商报》在1840年3月19日星期二版刊登了下述通告，如同马克斯·多斯·桑托斯在研究报告<摄政时期的美术>《巴西研究》，V，卷9,1942年第二季25/27期，页128-129)中所抄录的:

今天是星期二，下午四点整在斯维芬·若丹先生的戈洛利亚山项庄园(就在鲁塞尔先生大铁门入口处)举行拍卖会，有属于若丹先生之精心挑选的整套家俱，银器、水晶、陶瓷、包金器物，绘画、雕刻、图书、酒等。这些东西是用船运往欧洲的，包括两只漂亮的有鬃毛底座和靠背的紫葳木沙发、圆形麻将台、沙发、方桌、象棋、刺绣台等等，樟木和紫葳木衣柜、梳妆台、樟木餐厅架、镶大理石镀金小桌、镜子等；24人用餐桌、书柜、写字台、瓷器柜、咖啡和茶点用瓷器；玻璃、水晶和包金器具，一套镶嵌细金属丝的银器、镶银物、茶咖啡用具、各种有花边和夹好的版画，四幅高贵典雅的以里约热内卢风景为主题的中国油画；作家布罗沃德(Broadwood)的一架大钢琴，一些谢雷斯、马德拉、波尔图和波尔德奥斯的佳酿，一些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的经典着作；一只有铜座和樟木箱大而精美的天文望远镜；浆洗机，中国旗；英国马鞍、头盔和马辔等等。

从十九世纪初或许更早，巴西就已有中国绘画:1821年玛丽亚·戈拉罕(Maria Graham)在贝南布科(Pernambuco)一住宅的餐厅中就看到过与英国版画并排放在一起的中国画，如同他在《巴西游记》(Diário de uma Viagem ao Brasil，Itatiaia/Edusp，Belo Horizonte出版，1990年，页158)中所写的那样；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常罕见的事。在戈拉罕引述的例子中并未说明是否是画师的作品，但却是中国流派的中国画。因此，可能是我们搞错了，也可能这四幅中国油画就是斯维芬·若丹所拥有的里约热内卢风景组画，它们就是传闻在巴西唯有的几张画。但是若丹并非仅仅拥有这四张中国画，还有一面中国旗，也许这说明，很可能是通过贸易纽带曾经或正在与之建立的关系对这个遥远国度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兴趣。我们不禁要问: 风景组画是斯维芬·若丹本人向宋呱订购的，还是这位英国人在里约热内卢向它的一位前主人购买的呢?

斯维芬·若丹1841年12月2日离开巴西，但目的地不是欧洲，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此后不久，在1847年6月9日同一份《商报》上再次刊登了如下出售里约热内卢中国风景组画的消息:

出售由中国著名画家绘制的四幅里约热内卢海景油画美仑美奂，价格合理，有意者请前往欧维多街36号。

《商报》的两则广告没有省略诸如尺寸。其材料特点等详细情况，但却未提及作者或作者们的名字，就像在1847年的广告中所看到的那样，使人认为四幅风景画并非出自一位画家之手。因为尽管无法证明存在不是一套里约热内卢中国风景画，但如果只有一组在也已使人相当惊异，因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840年拍卖的一组画和1847年再次出售的是同一组画，可能就是今天保罗·丰泰尼亚·热约尔(Paulo Fontainha Geyer)收藏的三幅画的那一组，但不知第四幅即最后一幅的下落。在《商报》1847年的报道之后，这些画仅于1952年Sotheby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再次露面，并且当时被某个诺斯曼(Nothman)先生买走了。后来它们流落到现在被发现的地方巴西，于1972年在国家美术馆被展出(《1808-1825年独立回忆录》目录，页320-322)，并于1990年被发表(在《昔日里约》上，协调员Paulo Berger，41-42页)。在这本书中，注释披露宋呱可能是多纳洛·梅洛·朱尼奥尔(Donato Mello Júnior)，断定他“可能是中国人”，根据这个注释，“他于十九世纪初曾在里约热内卢工作过”的说法得到了认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讨论。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吉尔伯托·费列慈(Gilberto Ferrez)在上述于1972年出版的《独立回忆录》目录中这样描写的三幅画:

▲ 320号: 里约热内卢风景画·宋呱/从阿茹达修道院和卡斯特洛山丘/到蛇岛末端/画布油画40.0×124.0

在第一幅画中有各式各样的小船。第二幅是阿茹达修道院，有原始钟楼的桑塔·卢西亚教堂，地牢顶部和特林宫。慈善街后面，卡斯特洛山丘和旧主教堂，耶稣会修院和教堂大屋与旗杆(信号电报)；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的两座塔，“慈善街上的房屋，圣·若泽教堂唯一的塔楼，宫殿和已是第三次铺过的海边道路；宫殿广场和特莱斯宫，主教堂和有临时钟楼的卡尔莫教堂，佩谢海滩，已有两座塔楼的冈德拉利亚教堂；停泊在布拉兹·德·此纳海滩前面广场的船只，圣·本托和蛇岛及其炮台。

▲ 321号: 里约热内卢风景画·宋呱/从维莱凯戈农岛、邦德亚速加尔/到果尔戈瓦多和拉巴/画布油画40.0×124.0

在第一幅画面中是停泊在维莱凯戈农岛附近的快帆船和各种和样的小船与桨。似乎是高级职员或里约海关高级职员的两艘小艇，因此悬挂着帝国国旗，桨的外表都是一致的，这些船是运载有地位的人士用的。还看到从法蓝德斯，戈洛利亚到拉巴和桑塔·特列莎的房屋，背景是该市的群山。

▲322号: 里约热内卢风景画·宋呱/画布油画40.0x124.0

宋呱作品: 里约热内卢概貌(三帧)

无板油画，每张4×124cm，有签名，无日期(1830年)，保罗·丰泰娜·吉耶尔收藏(Paulo Fontainha Geyer)

注意: 原有4张油画，其中一张丢失了。由保罗·贝尔格尔(Paulo Berger)慨赠复制的照片。

第一幅画中是帆船和小船。第二幅是尼特洛伊，一路顺风。茹鲁茹巴，比科·桑塔·克鲁兹炮台和港口入口。

这三幅画的结构显示出某种严谨性，精心策划的构图具有独特风格。这可能说明宋呱从一个原型出发，尽可能忠实地以它为依据，因为任何一个画家在其职业生涯之初也会暴露出技巧和不纯熟的问题。船舶、山丘和建筑物的画法逼真，示意性的大海暴露了绘画上的困难。至于结构，画面空间被分成水平的三段，位于高处的两段留做画效果特别明亮的天空，一抹五彩缤纷的美丽浮云从那里飘过。三幅油画沐浴在耀眼的光明中，突出了船舷投射在瓜纳巴拉静谧的水面上那种玫瑰色温馨的气氛。总之，在这些画中，宋呱被视为画家本人，一个塑造出的人物，一个寻找其自身的另一位艺术家。

这种看法在将里约热内卢的画作与画家已被证实了作者的少数油画进行比较时得到了强化，其中八幅保存在塞勒姆·皮亚博帝博物馆的罗宾逊厅(Robinson Room)，而巴西题材的作品与卡尔洛·克罗斯曼确定为宋呱绘画生涯初期的那些作品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克罗斯曼，OP. Cit，第55页):

宋呱的早期作品通过它们与众不同的结构和色彩的基调极易认别。在一幅典型的关于船的作品中，船以零丁(Lin Tin)岛为背景静静地停在水中。水被画得十分自由活泼，浪花采用白色的高色调，并有大块的反光穿过背景，山脉延伸出画面，天空采用暖色，整个色调明快细腻。船只的大小比例通常比画布的尺寸略小，尤其是将他的作品与1850年至1880年这一时期的后期香港画家们对船只大小比例的安排进行比较时。

后来宋呱的风格改变了许多，以至于有人怀疑使用这个签名的是两个画家，一位年长的以一种所谓的新古典派精神绘画，另一位已显出了浪漫主义革命的效果。当了解了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一位画师使用其它名字是不常有的事时，这种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合适的了。

在里约热内卢风景画有两个宋呱的签名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显然看到的是他在1840年之前，很可能是在三十年代绘制的作品，也可能是在宋呱艺术生涯回落期创作的二十年代下半段的作品。这就涉及了由另一些巴西探索者提出的可能性，即这位中国画家曾在里约热内卢呆过。至少像1972年在国家美术馆举行之展览的目录中写的那样:

只有他是中国人及他于十九世纪初几十年在里约出售过他们画作的见证。

从1814年9月起有几百名中国人在里约热内卢生活-当时摄政王唐·若昂，未来的唐·若昂六世为植物公园的茶叶让他们中的一群人乘坐“玛丽亚1号船”从澳门来到巴西。毫无疑问，这首批苦力的姓名已无人知晓。了解他们的姓名虽然十分困难，但他们之中存在着某位画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种植茶叶的尝试失败，这些中国人被用去做其它事情，其中少数人可能已返回中国，但大部份则留在了巴西，正如冯·马蒂乌斯(Von Martius)在《巴西之行》(Viagem ao Brasil)(国家出版局，里约热内卢，1938年，I卷，页96)中详细说明的那样:

大部份到城里成了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出售中国的小玩意特别是棉布和烟花。

难道宋呱会是这些流动小贩中的一员? 完全不可能。而且在1808年至1839年外国人登记用的三本登记簿(国家档案馆，里约热内卢，1960)中有限的中国人用得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姓名-西帕里亚诺·蓝热尔，若亚金·佩雷拉，安东尼奥·若亚金，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若昂·费利科斯·多·阿劳若等等，一没有再用他们本国的名字。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未来画家宋呱难道是用其中一个西方姓名来掩饰的吗? 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或许只有未来的探索者们才能解释清楚。

无论如何，对于能够十分忠实地绘制出向其订购的风景画这件事来说，并不一定需要宋呱到里约热内卢去，只要向他提供要复制地方的素描或版画就足够了。这样最后就绘制出许多里约热内卢的风景画，还用瓜那巴拉或里约市的风景装饰有历史意义的扇子，纪念1808年皇帝到访或1818年为唐·若昂六世登基欢呼(有在德伯雷特令人鼓舞的场面)的画家们就是这样在中国工作的。

【本文原刊于澳门RC文化杂志第23 期。译者：夏莹，作者：莱特（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曾任里约热内卢国立美术馆馆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曾在此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风格在巴西艺术和生活中的影响、痕迹、回响及遗存》（中文版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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