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全国“两会”期间，“地摊经济”一时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所谓“地摊经济”，指的是通过摆设地摊售卖商品以获取收入的一种经济形式。今年6 月，李克强总理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了“地摊经济”对于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各地放开和发展“地摊经济”。事实上，曾经踏足拉美这片土地的人都不会对“地摊经济”感到陌生，无论是城市广场，还是街头巷角，似乎永远不乏流动摊贩的身影与吆喝。
本文将目光落在墨西哥城的“流动贸易”（西班牙语：comercio ambulante，泛指街头商贩及其组成的露天市集内的贸易行为），通过梳理其起源与发展，解读拉丁美洲语境之下的城市“地摊经济”本质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漫步在墨西哥城国家宫的长廊，你会瞥见一幅描绘着阿兹特克帝国时期特拉特洛尔科市场的壁画（见图1）。画面上，当地百姓在市场进行着各种买卖与交换，摊位上的商品丰富多彩，有玉米、羽毛、织物、手工艺品、牲畜等。尽管这幅壁画诞生于 20 世纪中期，但是以特拉特洛尔科市场为代表的摊贩制流动贸易可谓墨西哥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最原始，也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图1：墨西哥著名画家里维拉创作的壁画《特拉特洛科市场》（Mercado de Tlatelolco）| 图片来源：墨西哥旅游局，
http://cdmxtravel.com/es/lugares/el-mercado-de-tlatelolco-de-diego-rivera.html
根据传教士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Fray Toribio de Benavente）的描述，16 世纪初期，当他初次踏上特诺奇蒂特兰城（如今的墨西哥城）的土地时，眼前的商业景象令其惊叹：“贸易场所被当地人称为‘Tiyantiztli’，用我们的语言说，就是‘市场’，宏伟壮观的广场上，商贩拥有固定的位置，交易有序地进行着……”。[1]而他见到的正是特拉特洛尔科市场。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在给西班牙卡洛斯五世的信中也写道，“（特拉特洛尔科）市场中从来不缺少任何商品，比如工具、衣物、金银珍宝、石器、贝壳、羽毛等，应有尽有……”，此外，“市集运作井然有序，卖卖双方理性协商”。[2]
除了较为完善的交易体系之外，市集也被视为权力符号与文化秩序的一种延伸。市集内设有代表国家的仲裁者和监管者，致力于解决买卖双方的一切纠纷和问题，同时对犯罪者（如盗窃或行骗）进行惩罚，这些人穿梭于商贩和街道之中，确保着市集的正常运作。[3]很多时候，前往市集的民众也并非为了完成商品的交易，而仅仅是在市集中随意走动，四处张望，彼此寒暄，交换着信息与关系资本。公共市集往往被设立在神庙的周围，而缺席市集生活的民众甚至被认为会激怒神明。[4]
尽管关于阿兹特克时期 “地摊经济”（以露天或公共市集为代表）的描述多出自殖民者留下的历史素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上述事实中感知到，这种贸易模式不仅仅是当时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彰显着很强的社会属性和秩序功能。
伴随着墨西哥城的发展，早期的“地摊经济”拥有了诸多的变体形式，比如“廉价货摊”（西班牙语：baratillo）、“车轮上的市场”（西班牙语：mercado sobre ruedas）、“露天市集”（西班牙语：bazar、tianguis、mercado al aire）等。直至今日，这种贸易模式依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街头摆摊的方式售卖初级农产品、价格较为低廉的、适用的商品或手工艺品。不过，由于作为就业模式的自我雇佣往往呈现出低层次、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特点，其从业者不向政府纳税，不受政府监管，也无法享受社会福利与劳动保障，因此，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较为“落后”的经济活动逐渐成为了墨西哥国家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之一。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这一对概念的提出再次强化了“现代 / 进步”与“传统 / 落后”的分隔，“地摊经济”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非正规经济”的范畴。[5]值得注意的是，“非正规经济”之所以在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才得以被感知和否定，并不是因为它们在此之前不存在，而是因为缺乏对立面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正规经济”或“正规部门”。[6]
基于此，墨西哥城的各届领导人都曾试图对这些非正规的“大众贸易活动”（西班牙语：comercio popular）进行不同程度地规范与整治，继而采取了一系列“正规化”或“去非正规性” 的举措，如大众贸易搬迁支持计划（Programa de Apoyo a la reubicación del comercio popular, 1993）、针对公共道路贸易活动的方案（Programa para el comercio en la vía pública, 1997）、公共道路大众贸易（Programa de Reordenamiento del Comercio Popular en la Vía Pública, 2001）、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大众贸易搬迁支持计（Programa de Apoyo para la Reubicación del Comercio Popular del 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2007）等。[7]然而，这些举措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改变墨西哥城“非正规经济”的整体状况，流动商贩以及由摊贩们组成的露天市集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墨西哥城政府针对“地摊经济”的各项措施其实更像是一场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的争夺战，而不是关于商贩群体生存与发展权的保卫战。与此同时，由于党派竞争、贪污腐败、裙带政治等原因，政府“代理人”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措施真正地规范“地摊经济”并保护从业者的权益，流动摊贩也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建立起一种基于“自组织”的贸易模式。如今，墨西哥城“流动贸易”的管理和运作主要依托着各种经官方注册成立的民事协会（与工会类似），这些协会由商贩领袖负责领导，制定统一的贸易规范和行事准则，而加入协会的商贩则需要缴纳“会费”并接受商贩领袖的领导和管理。商贩领袖还充当着政府与摊贩之间的中间人，有义务处理各方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保障组织内摊贩们的集体利益。
尽管我们难以确切地计算以流动贸易为生的从业者人数，但是根据墨西哥公共道路贸易系统（SISCOVIP）的调查显示，直到2015年，在墨西哥城公共道路从事着流动贸易的摊贩数量多达10 万余人，共有 745 家相关的民事协会或团体组织参与其中。[8]此外，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INEGI）所公布的数据可知，从 2013 年至 2017 年，“非正规部门”从业者（包括流动商贩、家政服务者、临时雇佣工等）所创造的产值占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高达 22%以上。[9]
由此看来，墨西哥“地摊经济”不仅体量大，而且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以及活力。作为一种可以追溯至前哥伦布时期的内生型经济，它的存续有着政治体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着历史、观念以及文化伦理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图片信息：墨西哥城露天市集一景 | 图片来源：笔者 2017 年 4 月摄于墨西哥城。
自新冠疫情在墨西哥爆发以来，街头商贩无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墨西哥城市长希恩鲍姆（Sheinbaum）表示支持流动商贩重新回归政府指定的广场或空间从事买卖活动，同时承诺提供一定数额（25,000比索/份）的无息贷款补助。[10]不过，来自立法层面的长期性的、制度性的保障依然缺席。换言之，包括流动摊贩在内的众多非正规经济从业者在墨西哥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遭受着边缘化，因此也成了这场公共健康及经济危机中最脆弱的一群人。
放眼整个拉丁美洲，以“摊贩经济”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活动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其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如加剧贫富差距、降低生产率、税收流失、环境污染等）并不是这些经济活动自身的问题，其根源指向的是拉美国家不友善及不完善的制度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事实是，除了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之外，任何经济活动本身并没有原罪，也不应有贵贱高低之分。
美国财经作家罗伯特·纽沃夫（Robert Neuwirth）曾经花了长达四年的时间，对美国、拉美、非洲等不同城市街头巷角的小商小贩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进而发现了一种游离于政府规范之外、有效运作着的庞大经济体系。他指出，这些由街头买卖、流动摊位、地下交易等构成的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服务与市民生活，也创造了无数个就业的岗位与机会。[11]现今中国语境下对于“地摊经济”作为合法合规的第三产业的认可及相应的政策鼓励恰恰是正视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积极意义和社会文化属性。正如一位来自墨西哥城的摊贩在访谈中告诉笔者的那样：“人们喜欢来到大街上买卖东西，这是一种发自本性的、天然的欲望”。“地摊经济”作为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经济与交换模式，其合理存在与延续彰显着一座城市，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包容与良心（见图1、图2）。
*图2：墨西哥城主要露天市集分布图 | 图片来 源 ：Silvia Mete, Luca Tomaino and Giovanni Vecchino, "Tianguis shaping ciudad. Informal street vending as a decisive element for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xico”. Planum. The Journal of Urbanism, Vol.1, No. 26, 2013.
墨西哥城“地摊经济”现象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
其一，如若忽视以“地摊经济”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或者将之边缘化、污名化、非法化，则落入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陷阱，从而消解了这种经济模式所蕴含的内生力量，包括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及资本等要素的紧密联系。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有着“浑然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也反映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之上。[12]因此，需要发扬“地摊经济”的社会文化功能，回归人类经济行为的本心——个人与群体、社会乃至环境的和谐共融。
其二，如若将之视为一种暂时性的措施或政策，以期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经济增长放缓的潜在风险以及疫情之下的各种危机，则忽视了“地摊经济”背后所意涵的公平、自由、平等的贸易原则与经济伦理，从而因追求一时的成果使得“地摊经济”及其从业者再次沦为牺牲品。因此，需要制定更为友善、长效的政策方针，淡化这些经济活动的“非正规性”特征，尊重和维护不同行业从业者的生存与发展权，追求一种更加包容、公平、合理的城市生态。
“城市是人们安居乐业之所”。[13]它要能装得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也要能听得来吆喝叫卖、市井嘈杂。“地摊经济”也好，“非正规经济”也罢，是时候放下关于概念的各种争辩了，或许，人类各种经济行为所指涉的道义问题才是我们需要长久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滑动解锁更多）
1. Toribio Motolinía and Edmundo O'Gorman, El libro perdido : ensayo de reconstrucción de la obra histórica extraviada de Fray Toribi. México, D.F.: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1989, pp. 606-607.
2. Hernán Cortés, Five Letters 1519-1526.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51.
3. Pascale Villegas, "Del Tianguis Prehispánico al Tianguis Colonial: Lugar de Intercambio y Predicación （siglo XVI）". Estudios Mesoamericanos, Vol.1, No.8, 2016, pp. 93-101
4. Francisco Rojas Gonzalez, "El Comercio entre los Indios de Mexico".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7, No.1, 1945: 123-137.
5. 该概念最初由英国人类学家基思·哈特（Keith Hart）提出，他在针对加纳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中农村移民的研究中指出，“非正规”收入机会的特点在于“自我雇佣”；在他之后，很多学者与机构组织纷纷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细化和扩展。如今，学界普遍认同“非正规 经济”指的一种在官方认可之外，未被登记的经济行为。
6. Alejandro Portes, "The Informal Sector: Definition, Controversy and Rela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Vol.7, No.1, 1983, pp. 151-174.
7. Cristo Avimael Vázquez, Ramiro Medrano González, Jorge Tapia Quevedo, et al., “Espacio Público e Informalidad: El Caso del Programa de Apoyo para la Reubicación del Comercio Popular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Revista de Antropología Experimental, No.11, 2011, pp. 139-158.
8. Instituto de Transparencia,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 Protección de Datos Personales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Boletín: DCS/053/15" (April 12, 2015),
http://www.infodf.org.mx/index.php/2-boletines/3351-dcs-053-15.html.
9. INEGI, "Medición de la Informalidad"(2018).
https://www.inegi.org.mx/temas/pibmed/
10. Camila Ayala Espinosa, "Gobierno de la CDMX apoyará al comercio ambulante" (May 19, 2020).
https://www.eleconomista.com.mx/estados/Gobierno-de-la-CDMX-apoyara-al-comercio-a mbulante-20200519-0168.html
11. Robert Neuwirth. Stealth of Nations: 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2, pp. 26-28.
12. 郑杭生等: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3
13. 摘自孙立平的《城市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一味追求高端化》一文，2017 年 11 月15 日首发于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
作者介绍：李音，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墨西哥，研究兴趣包括经济人类学、社会资本与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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