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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反叛》：“大众人”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

《大众的反叛》：“大众人”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的深层危机 中拉智讯
202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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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很多知识分子是不屑于去面对公众的，当然，我指的是有素养的公众。
“真读书”读书会第六十一期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星懿 制作


时间：2021年7月5日（周一）15:00-17:00

精读文本：［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张伟劼译）第1-5章

主持人：谭道明  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领读人：张伟劼 副教授 (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腾讯会议号：238 404 149

参加者请事先精读过文本，积极参加讨论！
主持人：各位书友，下午好！今天是星期一，一个上班日，欢迎大家抽空参加我们的读书会。7月4号，也就是昨天，社科院拉美所庆祝了六十岁华诞。六十一甲子，万象更新。我们在此祝福拉美所和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扬帆远航。
今天也是读书会的第61期。从2018年4月的第一期到今天的第六十一期，我们也处在万象更新的节点上，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天要读一本刚刚从西语翻译过来的新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众的反叛》。作者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是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随笔作家。并且，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的主任张伟劼老师来给我们领读这本书的前五章。
奥尔特加是20世纪罕见的“知识贵族”。他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知识面是非常广博的。他被誉为西班牙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加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称奥尔特加可能是尼采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奥尔特加的著述在西语世界乃至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堂吉诃德沉思录》（1914）、《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艺术的去人性化》（1925）、《大众的反叛》（1929）等。
奥尔特加的哲学思想非常复杂。人们一般将他的哲学看作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一支，但这样的标签显然无法完全代表奥尔特加的思想。他早年接受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其后又转向视角主义，最后则形成所谓的理性-生命主义哲学。
同时，他的政治思想也比较难以定位。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之一就是，他在《大众的反叛》这本书中将19世纪以来人分为少数派与大众人。但我更赞同约翰·格雷的“绝望的自由主义者”这样一个说法。在《自由主义》这本书中，格雷将奥尔特加、马克斯·韦伯和帕累托都称作“绝望的自由主义者”。萨托利在《民主新论》里则说奥尔特加“主张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显然，这种看法对后来的墨西哥作家和思想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有重要影响。帕斯晚年主张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现代性价值调和起来，并称“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而“我们时代的主题”恰恰是奥尔特加一部著作的名字。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初看起来，这样一个比较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不少大革命领导人都是卢梭的粉丝。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读书会刚精读过）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较而言，《大众的反叛》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把奥尔特加在这本书所揭示的“大众人”的出现以及“大众的反叛”这样一个20世纪以来“大众的时代”才有的全新现象，用来观察全球民粹主义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以及它一个世纪以来的数次浪潮，特别是用来观察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为何如此根深蒂固而不仅仅是欧美的民粹主义，那么，显然，《大众的反叛》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
奥尔特加还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思想。他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欧洲是“一个同质化群体的欧洲”，“超国家的欧洲”，甚至是“欧洲合众国”。这显然受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影响。不要忘了，奥尔特加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虽然我没有做什么研究，但我觉得奥尔特加的欧洲联合思想对当代的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欧洲一体化”思考和论说也有影响。
奥尔特加1916年曾受邀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访学，大获成功。后来又多次赴阿根廷访学。他在本书的“作者序”里说：“1928年，笔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艺术之友’协会演讲中…已经探讨了本书所要分析的主题。”也可以说，《大众的反叛》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奥尔特加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孕育的。他在阿根廷的访学扩大了在整个拉美世界的影响。
《大众的反叛》目前有四个简体中译本。张伟劼老师的这个译本是唯一一个从西班牙原文翻译过来的版本。我认真对照了前五章，发现张伟劼老师的翻译是直译的风格，一个字可以对上一个字，相当准确和精炼。翻译一本学术著作需要遵循这样的“直译”风格。译者不能渲染和发挥太多，否则就是一种再创作。另外一点，伟劼老师的译本在正文前有长达40页的法文版序言，书后有英本版后记，以及增加了关于和平主义这样一篇文章。这些内容都是之前的其他版本所没有的。我们在此感谢张老师，感谢商务印书馆，给我们提供又一本关于西语世界的精神大餐，让我们的读书会有好书可读。
好，下面有请张伟劼老师开始今天的领读。
领读人：谢谢，道明老师真的是盛情难却。我一开始是有点抗拒这个任务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翻译这样一部思想经典，任务仅限于翻译，也就是文字上的转换，如果由我来进行翻译之外的过多的阐释的话，我就怕会有解读得不到位的地方，会成为奥尔特加的一个不合格的代言人。但是道明老师真的非常热情，非常积极，我也很支持读书会这样的分享知识和思考的形式，所以我今天就来稍微谈一谈，仅限于讲我自己所知道的，不过这样说来，这也是符合奥尔特加的精神的，所谓“视角主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视角，我这里提供的是我个人的一种视角，我没有成为奥尔特加的全权代表的野心，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张伟劼的解读，我的解读不一定准确。
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是没有抱着翻译的目的就已经读了两遍了，这本书真的非常吸引我。首先是它的文字读起来很明快。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它的每一章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最早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是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呈现的。奥尔特加喜欢用一种贴近广大读者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这跟德国学者的路数就不太一样，所以奥尔特加在德国不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家，德国人更多把他看成是一个作家，德国人写学术著作，往往喜欢写那种300页以上的宏篇巨著。奥尔特加很少有大部头的作品，他的作品跟德国哲学家比起来，就显得比较零散，但是你不能说奥尔特加没有体系，奥尔特加仍然是有他的体系的。奥尔特加的著作在德国人眼里若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太好读了。
2017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的杨晓明编辑在谈翻译奥尔特加系列的时候，我是想翻译奥尔特加的其他的著作的，但是杨老师跟我说，《大众的反叛》这本书太重要了，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虽然国内已经有了译本，但是是从英文转译的，她希望能有一个直接从西班牙语翻成汉语的译本。我当时没怎么犹豫，一口答应了，因为这本书我确实比较熟。但真正动手翻译的时候，我发现这比我想象的要难。无论如何，这本书现在已经出来了，根据我自己身边人的反馈，首先他们觉得这本书做得非常的精美，印刷装帧都非常的用心，视觉上、手感上都很棒，这本书应当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当然在当当网上这本书可能还会卖到5折，无论如何，只要你下单买了，总归不会觉得是浪费钱。
今天道明既然给我指定了是读1-5章，我就集中于这本书正文的1-5章，其实这本书的法文版序和后面的英文版后记都非常值得一读，而且法文版序和英文版后记是第一次翻译成中文。
刚刚道明老师问我怎么来看奥尔特加，我觉得他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在欧洲的左派看来，奥尔特加是个右派；在欧洲的右派看来，奥尔特加是个左派，所以他两头不讨好。我觉得很难把奥尔特加归为左派或者是右派，他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
这本书的第一章谈到了群聚现象。他讲的这种现象，在他看来，在欧洲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大家如果想一想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现实，这比较像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关于这个现实，我们有很多种名称，比如现代化，比如城市化，再比如全球化，这几个不同的概念都和群聚现象有所联系。
第一章，我们看42页，他给我们描述了这个群聚现象是什么样子的：城市里挤满了人，房屋里挤满了租客，酒店里挤满了宾客，火车上挤满了出行者，咖啡馆挤满了消费者，街道上挤满了行人，名医的诊室里挤满了患者，但凡不是太落后于潮流的演出，台下总是挤满了观众。
我们在北京，在上海，在南京，当城市急剧发展、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容易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的，这是一种城市化的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生活的重心从农村走向城市，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建设确实是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的，这种成就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体现，就是大批的农业人口移向城市。我们看第43页，他说这些密集人群的组成者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大致上讲，同样数目的人早在15年前就存在了。北京、上海、南京的街头之所以冒出来如此熙熙攘攘的人群，是因为很多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城乡的二元对立，界限分明，城里人和乡下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所以我们发现城市一下子变得好拥挤。我们在座很多人应该都挤过北京地铁，早上8:00的北京地铁简直是太恐怖了，是吧？我也体验过，每个人只能是跟在这个庞大的人群里面慢慢的挪动，这些人里面有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从农村过来的，大城市挣钱机会多啊。“农民工”这个词，对应的西语是什么？我们某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发布的西文版，把农民工这个词翻译成trabajadores emigrados del campo，“从农村移居出来的劳动者”，这个译法既照顾到这个群体是从农村过来的这个现实，同时又表明他们的核心身份——核心词是“劳动者”，他们是来城市里劳动的，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所以群聚现象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的人口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就是，小城市、小镇的人口大幅度萎缩。
我自己算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我的家乡是南通市的唐闸镇，实业家张謇先生曾经在唐闸镇创办了他最早的一批企业。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小镇在这几十年来的变化，我小时候，这个小镇是挺热闹的，但是这种热闹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京街头的那种热闹不太一样。今天往南京的新街口一站，熙熙攘攘全是人，但这些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而在我的故乡唐闸镇，很多年前在街上走，街头也是好多人，但走一会儿就能碰见一个熟人，因为这个小镇特别小，居民们基本上都互相认识，都是熟人，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后来我就看到我的小镇发生了变化，人们一批一批的移居到城市，我们家也搬到了南通市区，那么我后来又出来上大学，我就远离了我的家乡。我今天回到南通去看，老城区已经是一到周末晚上就比较萧条了，看不到什么人了。我回到唐闸镇，发现镇上已经没有什么青壮人口了，小镇变成了一个旅游开发区，因为有张謇开办的企业在，唐闸就变成了一个“工业风情小镇”。我在这座小镇唯一能看到的密集人群是什么人？就是一车一车的大巴拉过来的游客，他们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在这个地方停一停，拍拍照，走一走，然后一起上车，集体奔往下一个地点去下车吃饭。看到小镇今天这番模样，我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乡愁，但是同时我也意识到，这就是现代社会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的故乡小镇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人口就是这样子往城市、往大城市集中，然后一到周末，大城市的人又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跑到小地方去旅游，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
我们来看第44页，他提出了一个中人的概念。社会总是一个由少数派和大众这两种要素组成的动态统一体。少数派就是一些特别优秀的个人，或者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团体，大众则是由并不特别优秀的人组成的集合，不要把大众仅仅或者主要理解为劳工大众，是吧？我们这里说的大众的反叛，大众绝对不能和人民群众划等号，大众是什么？大众就是中人。El hombre medio. Medio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面也有平均的意思，中人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平均人，或者有点像哲学上的另一个概念，常人，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常人，于是原来单纯是数量性质的概念，密集人群，就成为了一个具有质量性质的概念，这是常人皆有的品质，是社会这一臃肿趋势的表现，是与其他人无异，并且在自身复制一种普遍类型的人。
第49页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这段话是标黑了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别之处在于凡庸者自知凡庸，却还有勇气去肯定凡庸头脑的权利，并且四处声张。
这样的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在自己的身边有很多，特别是今天网络兴起以后，很多人都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事实上是无知的，但是他们却以无知为荣，而且他们还有勇气去肯定自己。如果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一样，他们不但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他们还觉得这很好。今年参加毕业生典礼的时候，我就跟毕业生们讲，你们走上社会以后会发现，周围有很多的常人，他们会对你潜移默化，他们会几乎是强迫着你去接受唯一一种成功的标准。在他们看来，成功只有一种标准，一种模式：有房有车，儿女双全。你只要反对这种模式，他们就会觉得你不是正常人，或者他们就不跟你一起玩了。
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19世纪。19世纪是欧洲最辉煌的一个世纪，就像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所说的一样，欧洲人的生活一下子前所未有的变得繁盛，欧洲真的站在了世界的巅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都在瓜分整个世界啊。同时在欧洲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涌现出了非常多的中产阶级，这跟今天的中国是类似的。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成了大众的中产阶级群体，我们渐渐会发现他们拥有同样的品味，他们喜欢热闹，他们追求同样的价值观，追求同一种成功的标准。
奥尔特加对19世纪形成的这种中产阶级品味，内心里应当是非常厌恶的。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从大资产阶级出发的厌恶，奥尔特加是自视甚高的腐朽贵族，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奥尔特加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思想家，他的艺术的去人性化的思想，批判的就是在19世纪形成的这种中产阶级的大众口味。他很看不起这种为大众生产的艺术，这种艺术在他看来不是真正的艺术，它的背后是什么？它的背后是资本，是市场。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像格林伯格这样，他们也跟奥尔特加站到一起，去反对这种为资本、为市场所操纵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就是为大众、庸众、常人所生产的，这些销量奇高的小说，这些能演出多达多少场并且场场爆满的歌剧，都是大众的艺术。这种艺术追求的是一时的快感，追求的是让观众们沉迷于其中，而忘掉了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美，是美的形式。当人们讨论这些大众艺术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他们讨论的是这些艺术所呈现的生活，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艺术是偏离了艺术的本质的，所以奥尔特加认为，新的艺术应当是一种去除了生活的内容、只表现纯粹的形式的艺术，也就是他所说的去人性化或者非人性化的艺术。
第二章他谈到了历史水平的上升，我们来读其中的一些段落，比如说第54页，第三行开始，在整个19世纪，大众虽然也逐渐地对这些权利的理念产生了热情，却始终视之为理想，并没有对之感同身受，没有实践这些权利，没有让他们发挥效用。他们在民主的法律体系中，仍像在旧体制里一样的生活，仍然将自己当成旧时代的人。
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些人哪怕是在对承认人权和公民权的制度痛骂不已、大加破坏的时候，也还是认可这些权利的。这里是在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确实给欧洲人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好的生活，公民权人权得到了承认，所有的欧洲人都在享受这些好处。
第54页的最下面一段：这些权利的意义，不是别的，是将人的内心从人内在的奴性中解放出来，并在人的内心中宣布某种自主和尊严的意识。这难道不正是当初他们所追求的吗？不就是让中人感觉自己成了主人，成为自己和自己人生的主宰吗？这已经实现了。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康德是怎么来定义启蒙运动的？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那么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那么到了奥尔特加生活的年代，我们会看到欧洲到处都是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理智的人，这些人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全部，他们已经解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蒙昧的状态了，他们已经被启蒙了，那么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主人了。
第55页，于是，当中人开始独立行动，只为自己负责，要求享受这个也享受那个，开始决绝地施加自己的意志，拒绝一切形式的奴役，不听任何人的指令，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闲暇时间，设计自己的着装的时候，他们就不该大惊小怪了：这几条特征都是自主意识固有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些特征在中人、在大众身上牢牢扎根了。
康德的理想，启蒙运动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这批欧洲人前所未有的自信。这批欧洲人，这批大众，真的自觉成了历史的主宰。
那么在第三章，说到了时代的高度，说到欧洲刚刚经历了19世纪的鼎盛时代，那么现在他们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65页第一段：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最好的和最坏的都有可能发生。
这句话有点像网络上或者歌曲里流传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总之，就是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
第65页最下面那句话说得非常漂亮：我们这个时代的感觉，不更像是旷课逃学的孩童感受到的喜悦和欢欣吗？现在我们不知道明天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了，而这让我们暗自窃喜，因为这正是无法预料，正是成为一个永远向所有可能性开放的境界，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生命巅峰。奥尔特加没有非常悲观，他不赞成欧洲没落说，他看到的是无限的可能性。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学院的毕业典礼，当时有一个法语系的同学发表感言，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跟这个说法是类似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向一切可能性开放的场域，好像是这么说的。明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总觉得好像是已经被设定了，明天要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而这也意味着我们自由了，所以明天既可能是最好的，也有可能是最坏的。
奥尔特加写这番话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两战期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欧洲人开始对原先的进步、科学理性的观念慢慢失去原先的那种宗教性的信仰，在俄国、在德国都爆发了革命，另外一方面，生产力又慢慢的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水平，经济繁荣，从而整个社会弥漫在一种比较乐观的情绪里面，但这种乐观的情绪在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之后被打断了。
奥尔特加不像提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那样的悲观。他认为欧洲既有可能没落，也有可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我觉得奥尔特加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有点接近中国哲学，我们中国人不会凡事特别悲观，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危机，既有危也有机，在危险当中同时又会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奥尔特加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承认欧洲面临着威胁，同时又认为在威胁之中也有新的机遇出现。
那么在奥尔特加看来，他身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第68页：过去与现在的严重脱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其中也包含着些许暧昧不明的怀疑，造成了近年来人们生活中特有的不安感。我们一下子感觉到，作为现时代的人，我们孤独地留在大地上了；我们感觉到，逝去的人不是死着玩的，而是真的完全逝去了，不能再帮助我们了。传统精神的残余已经烟消云散了。典范、规矩、守则，对我们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再有过去的积极相助了。我们完全活在当下，不管是在艺术、科学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如此。
这一段话非常精彩，它描述的是什么？它描述的就是现代状况，就是现代，或者说现代性。过去不存在了。现代性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起波德莱尔非常著名的关于现代性的论断：现代性就是短暂、过渡、偶然，就是转瞬即逝，就是奥尔特加所说的活在当下，因为过去的一切都不起作用了，当时正是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的时候，现代主义艺术完全的打破了西方艺术史的规律，它和19世纪之前的艺术史完全接不上了，因为过去的艺术的一切典范、规则、守则都已经不起作用了。现代主义艺术家当中最激进的那些人，号称要烧掉博物馆，要打破一切传统。
接下来一章讲到了生活的增长，这其中也就提到了西方的没落。第76页：我做这样一番描述是有必要的，为的是祛除关于没落、特别是关于西方的没落的怪谈玄想，最近10年来这样的论调特别流行。还记得我之前的论证吧，在我看来，我的论证是简单明了的。如果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在没落，那么谈论没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悲观主义的词指的是文化吗？欧洲文化在没落？还是说只是欧洲的民族国家组织在没落？我们姑且承认都是吧。凭这些就能说，西方在没落了吗？绝不能。因为这些没落只是部分的衰减，文化和民族国家只是历史的次要因素。绝对的没落只有一种：生命力的衰退，而且只有当人们感觉到生命力的衰退时，这种没落才是真正在发生。正因如此，我才着力于思考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现象：每一个时代对自己的生命高度的意识或感受。
奥尔特加反驳欧洲没落说、西方没落说的最最有力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欧洲的生命力在增长。生命力是奥尔特加哲学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在这里我想谈一谈纳粹德国。我认为《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站在整个欧洲的高度，对法西斯主义发出的一次预警。可惜在当时的欧洲，没有太多的人能听懂奥尔特加的预警，然后人们眼睁睁的就看着他所预言的大众的反叛成为了真实：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在德国，纳粹控制了一切。第77页下面一段：到了今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一切皆有可能，也预感到最坏的事情亦有可能：倒退、野蛮、没落。
纳粹德国的出现是欧洲的一次倒退，是西方文明走向野蛮。纳粹德国利用了这种“生命力的增长”。奥尔特加在写作《大众的反叛》的年代，正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甚嚣尘上的年代，奥尔特加已经看到了危机的出现了，他看到了街头的暴动，他觉得欧洲可能会走向野蛮。
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大众人，他自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拯救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庸人，如果他不平庸的话，为什么会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呢？希特勒恰恰是利用了欧洲的蓬勃增长的生命力的，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整个欧洲其实是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似乎是有一种伟大的时代即将出现，但是很不幸，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的巅峰的出现，而是一个野蛮时代的出现。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的高涨的激情。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书友有没有看过里芬斯塔尔导演的纪录片。我记不得是在《奥林匹亚》还是在《意志的胜利》里，其中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描绘的是去参加集会的那些德国青年，他们在野外露营，然后他们早起的时候，赤裸着上身，浑身上下充满活力，洗漱、锻炼身体那几个镜头，里芬斯塔尔非常喜欢表现这种古典美的人体形象。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奥尔特加所说的vitalidad，生命力，这些人真的满含生命力，而纳粹德国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我们看里芬斯塔尔的镜头下，那些德国人一个个都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非常的有生命力，排山倒海地去向元首致敬，这些人就是奥尔特加所说的大众，狂热地群聚在一起。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能自主了，已经没有自己的思想了，他们都受到了希特勒的蛊惑。他们听信谣言，接受希特勒灌输的那种神经质的观点，他告诉他们，给德国带来灾难的、让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惨败的是谁？是犹太人。德意志民族要兴起，就必须消灭犹太人，于是那么多德国人在这种非理性仇恨的裹挟之下，去驱赶自己的犹太人邻居，把这些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于是就发生了欧洲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奥尔特加还在《大众的反叛》里提到，大众的时代是一个崇尚巨大的时代。我前不久看了一部纪录片，讲到希特勒一些未竟的计划，其中包括重建柏林，要建成一个叫做日耳曼尼亚的超级都城，我看到了一些模型图，太壮观了，那个纳粹帝国议会大厦，穹顶非常非常的高，在这样的巨型建筑之下，人会感到自己非常的渺小。假如纳粹德国真的取得了最终胜利，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巨型建筑的出现，会看到那样大的穹顶，看到那些比法国凯旋门还要高两倍的纳粹德国的凯旋门。无论如何，纳粹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奥尔特加的预言。
最后第85页的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欧洲面临的真正危机，就是如果这类人，也就是反叛的大众人统领欧洲，“如果由这类人来行使最终决定权，那么只需要30年时间，这块大陆就会退回到野蛮状态，法律手段、物质技术将像绝密工艺的失传那样在转眼间灰飞烟灭。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将很快萎缩，今天如此丰富的可能性必将大为减损，由丰盛转为稀缺和无可奈何的无能，转为真正的没落，因为大众的反叛，正是拉特瑙所说的“野蛮人的垂直入侵”。 
86页的下面有奥尔特加的一个脚注，他在注解里面说，赫尔曼·外尔常在私下谈话里说，如果有10到12个特定的人突然死去，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高度发达的当代物理学将彻底从人类历史上消失。我认为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预言，因为在后来的欧洲，在讲德语的这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大批知识精英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很多人去了美国，美国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大众的反叛”，“大众”这个词会让我们想起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厂就是在纳粹德国的年代创建的，要为德国的大众生产汽车，要让每一个德国平民都能开得起私家汽车，但实际上这是纳粹德国的一个虚假的许诺。在当时的德国，大众的生活水平短期里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我曾经跟一个德国科学家聊过，他跟我描述了纳粹德国时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开始德国人觉得日子好像过得还不错，纳粹德国搞了不少公共工程，德国人感觉生活水平一下子就提升了，但这些都是幻象，因为后来他们发现，整个国家所有的德国人都被卷入了纳粹的巨大的战争机器之中，这个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架绞肉机，一批一批的德国青年被送到这台绞肉机里面，最终造成了德国的灭顶之灾。
今天这次读书会，从第1章到第5章，我是摘了一些文段出来读一读，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些评论。我还想说的是，奥尔特加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文学家，因为他写的这些思想著作非常具有可读性。上个礼拜在读书会的群里面，崔忠洲老师发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大众的反叛》里的文字，崔老师说这句话让他印象很深刻，他就把能打动他的这句话拍下来发出来了。奥尔特加的书中不乏这种灵光乍现的句子，他是比较注重文字的运用的。
今天我们说奥尔特加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已经成为经典，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的这些作品很多最早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是面向大众的，这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很多知识分子是不屑于去面对公众的，当然，我指的是有素养的公众。最后我也表达一下对道明老师的读书会的支持，通过读书会，我们真正能做到让学术走出书斋，我们能和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书友们一起来分享知识，交流思想，就像是在古希腊的ágora也就是广场上进行交流。
（问答环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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