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训教授首先从数据统计的角度出发，围绕ICT产业、产业数字化、数据货币化、数字化治理四个方面，着重探讨了中国对于“数字经济”概念的定义。他指出，由于科技的逐渐发展，中国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成效显著，电子政务，智能城市建设，数字公共服务等初具规模并逐渐普及。与此同时，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括且不限于数据收集、数据标准研究、数据评估、数据贸易等方面。接着，罗训教授聚焦“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分析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取得的成果以及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过去15年内，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发展迅猛。截至2020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最后，罗训教授分析了中国政府扶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探讨并展望了中国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前景。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继续支持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高端算法等领域建设，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教育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打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增长至2025年的10%。
罗训教授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间，我国与拉美国家科技合作已崭露头角。中国与巴西以及拉美地区拥有广泛的、开放性的数字科技合作空间。罗训教授提议，未来中国与巴西及拉美地区的数字主题合作可以多方面、多维度发展，例如，开展数字知识分享会、数字经济研究人员及领导人峰会、打造联合实验室及开展联合课程、提供数字化人才培养与创业孵化项目等方式，召集更多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为中巴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021年11月4日， “中巴数字对话”系列第二讲顺利举行。本讲主讲嘉宾是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博士后、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巴西分院(FLASCO-Brazil)协调员马塞洛·曼萨诺（Marcelo Manzano）教授。讲座伊始，马塞洛教授就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谁引导数字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国有经济并且中国注重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而在西方经济体中，特别是在外围国家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的，外围国家数字技术的发展主要由市场来驱动。
马塞洛博士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讲述资本主义在金融领域的运作模式。首先，公司的战略导向一方面是将其产权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最小化其责任、风险与义务。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经济自由化以来，当前经济环境下资本主义之间的自由竞争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高波动性，公司以短期绩效为导向，越来越多的资本集中于管理现有财富(即食利者)，而牺牲了创收(即生产性积累)。他指出，由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资本主义”这类新的生态系统实施了更为严苛的价值提取实践。同时，平台的出现也让人们注意到其对劳动力世界的破坏性影响。
马塞洛博士分析了巴西的数字经济发展。根据2021 IMD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显示，巴西在64个国家中排名第51位。在2019全球创新指数国家中排名第66位。因此巴西的数字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但巴西同时也是拉丁美洲创业公司的诞生地，2021年洛杉矶10大创业公司中巴西占7家，且2021年巴西拥有21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巴西虽是一个数字技术使用大国，但其数字技术的发展却比较缓慢, 巴西初创公司的成功体现了金融和食利者的较量，而并非表明巴西整体的创新和技术能力的体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巴西数字平台的发展，也相应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数字平台正在削弱和分散工作活动。因此，巴西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现阶段相对缓慢，但随着平台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入发展，正在影响着巴西未来的数字技术发展方向。
最后马塞洛博士分析了中国与巴西数字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他指出，虽然中国与巴西相隔较为遥远，但是中巴两国重视科技发展，两国通过“云对话”平台越来越频繁地探讨数字技术、科技发展，加强人文交流与政府、高校、企业间数字经济合作，中巴两国数字经济合作的前景广阔。
2021年11月11日，“中巴数字对话”系列第三讲由对外经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荆然教授主讲。她聚焦“数字贸易的兴起与中国”，重点分析数字贸易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荆然教授结合其自身的专业背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向中国与巴西观众讲述数字贸易的概念。她指出，数字贸易是 “以数字方式订购”和“以数字方式交付”两大模式组成的国际贸易。随后，荆然教授讲述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趋势。她指出，在传统服务业中，消费和提供服务的过程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时间的同一性使服务不具有可存储性，而地点的同一性则表明不具有可运输性。但数字化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服务方式，使得服务具有可存储性，例如在线教育的兴起与发展。通过通信技术传输，使得服务行业具有可移动性，例如远程医疗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使新的交易对象成为可能，生产要素、产出或服务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形式呈现出来。此外，在传统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如市场营销、签约、物流、清关、售后服务，都呈现数字化趋势。网络展览、数字海关、海外仓库、网上支付结算、网上财税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也不断涌现。近年来，由于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网上推广、网上零售、移动支付等跨境销售模式愈来愈普遍，也是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体现。
荆然教授强调，数字贸易的发展同样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它使得海外市场进入成本较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字展会、电子商务平台等新兴形式越来越普遍，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其次，随着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更加高效，提高了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效率，降低了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除此之外，数字贸易的发展同样带来更多的竞争。对于生产者而言，随着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竞争可能来自更多新的层面，使得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和分工主体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消费者而言，个人信息泄漏、平台滥用市场支配等都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数字技术给国际贸易带来众多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挑战。
2021年11月18日，“中巴数字对话”系列的最后一讲由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格达·比亚瓦斯基（Magda Biavaschi）博士主讲。马格达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劳动法，重点研究方向主要是劳动法基础、法律与经济学、劳动正义、基本社会权利等。因此，她的讲座从劳动法的视角出发，围绕法律与劳工保护问题展开论述。
马格达教授以“文明的进程”作为开端。她讲述霍布斯提出的个人的社会理念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在处理个体社会中的生存条件时，没有组织他们的理性法则是不可能生存的，但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契约永远不平等。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类开始理解国家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将赋予权利的普遍规则制度化。几个世纪后，弗洛伊德则提出，只有当比任何单个个体更强大的多数聚集在一起时，建立共同生活的过程才有可能。社会的力量被确立为“法律”，用社会的力量取代个人的力量是文明关键性的一步，文明的首要要求是正义--保证法律不是仅有利于个人、小社区、种姓、种族群体，而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地位。
马格达教授同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在巴西的危机中再次显现。2016年，迪尔玛总统被弹劾后，改革便接踵而至：2016年出台的95号宪法修正案冻结了巴西20年以来的公共开支上限、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的推行、从2017年开始的劳工法改革等陆续推出。劳工法改革以及随后颁布的各项临时措施中的逻辑也是将劳动力的买卖双方中的个人协议作为制定劳动法规的主要依据。四年之后，劳工改革的结果却与其捍卫者的承诺相反：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工会组织碎片化程度加深、巴西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等愈加严重。马格达教授谈及全球化，认为其发展加剧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全球化加速了生活方式的重商主义、使得竞争更加普遍化、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给民主社会带来了风险。巴西现如今的劳动市场数据表明：巴西失业人数中女性占比三分之一，非正规就业、“自由职业者”规模越来越大。
最后，马格达教授针对当前巴西的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以下畅想：首先，国家需要协调各类措施，在保证国民工作、收入的同时能够缓解新冠疫情期间加深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次，妥善制定涉及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问题的弱势人口的公共政策。最后，在法律法规和公共机构确保公共社会劳工系统有效性的同时，使每个个体都被纳入权利之中，没有人被野蛮的武力所摆布。
“中巴数字对话”系列讲座的主讲人们分别从科技领域、经济学、国际贸易与劳动法领域探索中国与巴西数字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讲座体现了不同领域、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对于数字技术的独特解读，吸引了数百名线上观众的参与与互动。中巴数字对话为推动在中巴之间传播数字知识，探索未来数字交流与合作发挥基础性作用。据悉，未来中拉教科文中心将继续同巴西卢拉研究所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以持续推动中巴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
撰稿，周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