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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法论》:究竟什么是社会科学中的“价值无涉”?

《社会科学方法论》:究竟什么是社会科学中的“价值无涉”? 中拉智讯
202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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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下午是读书会的第73期,我们继续精读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书的第三篇文章,《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前一阵子,拉美所的工作特别忙,几位领读老师都分担了比较重的任务,读书会就暂停了几周。今天我们请到的领读人是张冰倩老师。她生于1994年,是个90后,差一点就是95后,是我们拉美所目前最年轻的科研人员,刚刚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大学经济学院,所学的专业是国民经济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韦伯早期研究的也是国民经济学,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后来才越来越多地涉入社会学研究。韦伯将国民经济学视为“人的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是在回应当时德语界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理论学派与历史学派之争)。所以,本期由冰倩领读在专业上非常合适。下面就有请冰倩。
领读人:各位老师、书友大家好!很荣幸,“真读书”读书会给予我此次机会为大家领读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在跟随两位同事学习了《社会科学认知和社会政策认知中的“客观性”》与《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后,那些构成韦伯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譬如“价值判断”“价值关联”“理想类型”等均是关联且互为印证的。我的领读对以上重要概念也会不断地做callback
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学科建设既是基本架构,也要首当其冲。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篇文章中提到的“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经济科学”,我认为在当下话语体系中前两者是同义的,而针对本篇文章中“经验科学的经济学”,也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今天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与韦伯的时代存在较大背景差异。一般观点认为,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三大主力学科是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其基本理论体系架构也存在较大差异,逻辑实证主义范式、理性经济人假设、“看不见的手”等,不再适用于新兴的二级、三级学科,部分一级学科的范式革命后,多元化思想并起,公平正义论与权利正义论的交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证,全球平坦化价值观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融通。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可能也逐渐面临去中心化,规避其中风险,高效利用资源,韦伯百年前的文章在今天依旧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回到正题,我引读的文章是韦伯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首先,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作为前置条件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从我个人角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同。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选择取向是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秉承自然科学方法论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是难以合理匹配的,韦伯在本文中的价值评判都是限定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内,不能置换到自然科学视域中。
韦伯在开篇强调,下文所谓的价值评判如果不包含其他内容或自加说明,应当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者正当的实践的评价价值评判是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的实践的评价。作为行动主体的我们是否进行了行动影响,会导致实践评价,而联系下文,我们在大学授课的人们
可见,该文的目的和意义是探讨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该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建立在文明思想上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我的引读内容也会围绕这一判断进行。
韦伯发出此问是有学术渊源和政治背景的。其所处时代,见证了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巨大变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德国20世纪初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经济迅速崛起,在本文发表前已经超过了英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各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可以说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承载者。在战争阴影下,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氛围中,年轻人普遍感到迷惘和彷徨,迫切希望有人能在思想上指明方向,对纷乱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而韦伯正是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容易让煽动者、假先知们大行其道,他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在其演讲稿《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中可见一斑。同时,由于无法容忍当时的教授们扮演先知,以谋求个人竞技和政治私利为目的,利用自己的学术权威在讲堂上向学生们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从而混淆了价值判断与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界限的现实,正如文中所提到的教授不应该提出要求说,他作为教授可以在书囊中携有政治家(或者文化改革者)的指挥棒,就如他利用讲堂不受攻击的性质来表示政治家(或者文化政治的)情绪是所做的那样。这就是韦伯的价值无涉,是一种对当时公共知识分子或公众人物“在何种场合、如何宣扬自己的价值”所提出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韦伯同样指出,针对在大学授课的人们是否应该宣明其评价的问题无法从科学上予以讨论,因为其本身完全取决于实际的价值判断。
在当时,针对该问题存在两种极端立场。一种是以可从纯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为一方与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评判为另一方的区分是正确的,不过(或许甚至于恰恰因为这一点)这两类问题都应当在讲堂上阐述的。可以理解为无论是通过逻辑还是从经验得到的,只要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就要在课堂上宣讲出来。另一种是,即使那种区别在逻辑上不是始终分明一贯的,仍然建议尽可能地让一切实践的价值疑问退出课堂。可以理解为逻辑上不通、实践经验可见就不可以在课堂上宣讲。
韦伯在文中表明自己在必须选择时,更倾向于第一种立场,但要基于一个前提,即大学教师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甚至在面临使他的授课变得毫无吸引力的危险时,都毫不犹豫地向听众,首先向自己本人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演而来的或对准确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评判,并且把这一点看作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这是韦伯对于在大学授课的人们的要求,也是其对“价值无涉”原则的界定,即“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要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
韦伯明确区分经验事实与价值判断,坚决排斥价值判断对于科学研究的渗透,韦伯认为面对一个事实,研究事实本身怎样,有无可能和有多大可能向某个方向发展,这是经验事实的有客观依据的判断,是科学知识,而表明人们是否应当影响形式向某一方向发展则是一种评价,一种基于价值取向的判断。韦伯借助工团主义这一当时流行的信念,从区分实然应然的角度做出了解释。认为经验科学可以归纳工团主义的种种概念,根据经验总结其形成的条件,取得实际效果,但却无法“为人们是否应当成为一名工团主义者”提供任何有效说明和证明,而后者恰恰涉及价值判断的输出。经验科学只负责告知人们事实怎样,但却不能教导人们应该怎样,从实然无法上升到应然,因此关于实然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是价值无涉的基本观点。
综合来看,“价值无涉”实际上就是一种规范要求,要求科学的分析过程必须排除“价值”的干扰,但却不意味着除非完全实现这一原则,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韦伯否定“价值”,也不宣扬任何人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都要追求“价值无涉”。评判“价值”与否本身就已经在肯定“价值”的存在,严格意义来说,这个表述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韦伯在文中特别说明,一些所谓的讲堂(政治)价值评判的反对者,依旧常常被他们眼中误解的排除‘价值判断’的基本原则,贬低在讲堂之外的完全公开的场合所举行的文化和社会政策的讨论,他们这样做肯定没有丝毫的正当性。可见,“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压制讲堂之外的各种价值判断的讨论,教授也可像其他人一样在出版物中,在公共集会上,在社团中,在文章里,在任何其他公民都可以利用的形式去宣传实际理想和价值判断。但在讲堂上,要严格从属教育职责,克制将个人思想与专业知识混淆,抑制非必要表达个人兴趣及感受冲动,除发展与训练学生的知识、理解力和思维能力之外,不要利用自己的权威,灌输个人世界观。——“这是粗俗的做法”。
另外,韦伯反对纯粹虚假的价值无涉。“那些诡称自己是讲堂政治价值判断反对者的人,当他们试图对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文化和社会政策讨论援用常常是被他们严重歪曲了的‘价值无涉’这一假设时,他们就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当的。这种虚假的‘价值无涉’倾向的实际存在,说明了为什么为数众多的理智而诚实的学者仍然继续在教师职位上断定他们个人评价的正确性,这种虚假倾向在我们的学科中表现为有影响的利益集团的那种固执而强烈的党派偏见,他们如此自豪得意,以至于看不到他们自己同这种伪价值无涉是一致的
韦伯表示:只有当所有党派的价值评判都有机会在讲堂上证明自身的有效性是,这种对于讲堂价值评判权利的基本要求在我看来才是前后一贯的。否则,这种虚假的价值无涉反而是在强调讲堂价值判断的权利,是对职责的亵渎。
韦伯后面援引了经济学的例子,再次解释什么是伪价值无涉,在韦伯看来,受自然主义侵害的经济学最大的危害就是伪价值无涉。显然,如果“实然”可以从理论的概念逻辑中推论出来,那么理论逻辑上正确的也就必定意味着现实中的“应然”了。
于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上正确的,就必定蕴含着规范行动的道德上正确的,价值判断也就可以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那么,什么是经济学上正确的呢?韦伯用一个在经济学中最常见的理论,即当价格跌到成本之下时,为维护生产者的利润而有意销毁消费品,这种情况可以客观地评价为在经济学上是正确的。然而,这最多也只能是经济学上是正确的,在现实中却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把一系列前提看作是不证自明的。
韦伯指出,第一,这里是用抽象的不死之人代替了现实的生产者消费者,因为至少个人对他的继承者利益的考虑就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这种替代只是一种出于理论上需要的虚构,但即便是虚构也不适用于工人,更不适用于无后代的工人;第二,这里忽略了阶级地位这一事实,这种阶级地位本身就产生于所谓资本与劳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最优分布及其可能使某些消费阶层的物品供应恶化。同时这种最优分布不仅制约着投资的恒定性,也依赖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即其结果可能削弱那些阶级在价格战争中的地位;第三,这种解释无视各政治集团成员之间出现持久的、不能调和的利益对立的可能性,采取了支持自由贸易观点的先验立场,一旦人们以此建立起应当存在的公设,这种论证就立刻从极为有用的启发手段变成了决非不证自明的价值判断;最后,如果通过假定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一致性来做出避免这种冲突的尝试时,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而销毁那些可用消费品的做法也不可能消除对它的批判,只是批判的重点发生变化,即变成了对市场供应总原则本身的批判。由此可见,所谓在经济学上的正确其实无所谓正确
由此可见,这种正确不是相对于现实的人而言,或只是相对于经济学自己假设的“理性经济人”而言的正确,是一种完全虚构的正确正确无法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之中,只存在于排除了各种现实的社会阶级、阶层及其现实互动之后的抽象假设之中,而这种假设的唯一功能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手段。在无视现实社会实际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把在经济学上的正确直接过渡成应当,实际只是在表明一种支持自由贸易观点的先验立场,是一种非自明的价值判断。这种解释的自相矛盾是,如果这种正确必需在它的假设中避免所有可能的冲突,那么销毁可以消费的消费品这一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市场供应总原则必须经受批判。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利益博弈,一旦可能的利益冲突都被免除了,“不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供应体制就没必要考虑竞争性市场出现的个体经济的利益问题,因此也不需要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可消费的商品从消费中抽取出来”。很显然韦伯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反对经济学用科学掩饰起来的价值判断。
上述经济学例子是为阐明虚假的价值无涉,韦伯反对的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可以用经验科学理论从事实推导出来的。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递减理论是无法通过合理逻辑推理出的,但确实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也可以佐证韦伯的观点。
韦伯同样反对在各种价值判断之间权衡折衷形成一种暧昧不清的中间路线。韦伯表示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评判一样,不能以经验科学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意义上最为暧昧不清,它不属于讲堂,——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特例反向说明了韦伯并否定价值而是强调基于价值的重要性要更慎重评判价值和宣扬价值,无论如何选择场合选用方法。
针对中间路线概念克林顿政府的第三条道路虽然不完全契合,但可以方便用来参考理解。克林顿经济学是一个混合物,糅合了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多方经济观点,帮助美国走出低谷,迎来了经济发展新时期,第三条道路并未在其时单纯依附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路线教条,既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也反对过度干预的政府。回到韦伯的观点,中间路线是无偏向的,无价值的同时也是无意义的,属于“伪价值无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不能因为警惕“中间路线”的“无意义”,而简单否认在两种或多种主流意识形态或政治战略之外,探索更契合实际的有效手段和改革创新方式,解决现实问题。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渠道日趋多元化,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受众面极大拓宽,按照韦伯的观点,延续到现在,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或者贩卖者,除了不能在讲堂上,在任何可能被大众接触的渠道上都要注意不应该让个人价值判断过多影响受众。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很多读书会同学提到“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的关系,以及“理想类型”是如何与“价值无涉”相结合的问题,在开始我最后一part的分享前,我先对此做总结。
其实《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前两篇论文的补充和发挥。价值无涉不是孤立概念,需要价值关联作为逻辑前提,价值关联也是韦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其概念就是社会科学依据一定的价值与一定的实在发生联系文化事件被定义为社会实在,事件被引入社会科学成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与研究者之间的关联变得重要了。
韦伯指出,“价值”是表示人与“实在”的一种关系,关系消失则“价值”价值不复存在。“价值关联”是人们对具有特殊性质的对象所采取的一种评价态度,在这种关系中,“实在”成为了文化现象韦伯的价值无涉真正用意是在科学研究中要避免客观实际和价值判断的混淆,在研究过程中尊重客观实际,抛弃个人偏见。韦伯对价值关联的详细论述表明,他不但没有抛弃“价值”反而强调了“价值”的重要意义,承认在任何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价值”,主体的选择也和“价值”难以分开。因此,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价值无涉,需要读懂“价值关联”。韦伯强调的“客观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衍生的“实事求是”有类似之处,都在强调防止科学研究中脱离客观性,强调科学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抛弃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对实践行动的选择本身包含了主观偏好,这也是实践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这种区别是韦伯最先厘清的。
韦伯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于对“实在”进行经验的结果分析,从而揭示事件固有的可能联系,社会科学虽然为保持其客观性而决不能以作出价值判断为己任,然而社会科学却能对各种理想和价值判断进行科学批判。韦伯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批判只能是对历史上给定的各种价值判断和各种观念所进行的一种形式逻辑的判断,亦即只能是根据所需求的目的的一致的假设而对各种理想所做的一种检验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是怎样的或可能怎样,而不指导人们应当怎样,所以实然性无法上升到应然性,关于实在的经验科学不应该承担价值判断的责任,从而可以保持科学的认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人是通过概念和范畴来达到对外界的认识,只有经过了概念化的外界物才能转化为认识的对象,人们所认识的客观实在是经过了概念重新组织建构的实在,而非单纯地模仿刻画。所以,一门学科的概念精确程度如何,关系到该门学科成熟的标志,由此韦伯提出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方法论,是指以可能性作为中介来探讨实在性,是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的主观性思维模式,不是对全部事实进行经验上的概括,也不指社会现实中人们最理想的事务,而仅表明某种现象是接近或近似于“典型”的,这种“典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纯粹的存在形态,只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在此意义上,理想类型是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从研究方法上看,特殊性规则有必要纳入一般性规则,借助经验性手段来适当对因果关系进行考察。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基本任务是要借助一定手段来揭示出个别性质的社会现象的意义,而一般概念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韦伯提出理想类型是为了解决一般概念以达到个别社会现象意义这一基本任务,理想类型”从形式上来看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毫无疑问,它的基本成分是一般概念,但是,根据韦伯的观点,由于它体现了价值关联的原则和理解的方式,从而便与任何其他的概念结构区别了开来,成为社会科学认识经验实在的特有方法。
最后我想谈一谈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在当今时代的可实现性。我们必须承认韦伯的理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也要避免以辉格史观去解读。韦伯所定义的价值无涉是在明确价值关联的前提下提出的,社会科学韦伯文中提到的文化科学之以区别于自然社会科学独立存在,是因为文化科学研价值存在。但是虽然二者的关注重点不同,作为科学都应该保持自身的客观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实证方法进行反复的对比进而获得。而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只能靠我们对事实资料的充分把握,尽可能的摒弃自我的喜恶来达到,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客观。这就是要靠价值无涉来实现。这种价值无涉并不包含从社会科学中排除价值问题、价值研究以及价值判断的意思,而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价值关联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讲,韦伯持这种理解,是要求老师或者扩大到社会科学家一旦扮演了独立于其他社会角色的研究角色,在面对他所发现的资料时就要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是否有利,他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资料。
然而,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无涉”是不存在的。认为在观察、描述、分析等经验研究的所有过程中,都应该、也能够排除一切价值因素之左右的看法是不现实的,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也是行不通的。比如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排除文化或价值因素的认知载体或工具。
如果我们将价值无涉视为一种从事科学探究的规范性原则,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自主性,那么价值无涉就不仅有其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该原则并不否认社会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但认为必须视这些意义为客观的或既定的,而不能将我们的主观意图和价值偏好强加于研究对象。比如,教育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这一陈述尽管有着明显的价值色彩,但并不妨碍其具有一定统计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可以基于实验组及对照组的结果呈现,但不能作为绝对条件。换言之,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应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的,不会因为主观好恶和价值观差异而变化。价值无涉原则依附于这样一种科学观,即科学不是文艺创作,也不是政治辩论或宣教布道,它有着自身的方法论和逻辑的要求,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不能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而应该尽可能地减少个人的主观好恶性和价值倾向所可能导致的对事实的歪曲
以上是我此次引读的全部内容,部分观点基于个人理解,部分援引了参考资料,不成熟之处欢迎各位老师和书友的批评与指教。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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