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发现躺在地上的爷爷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我没有亲眼见到爷爷的那副样子，不过从那时起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就定格了：穿着那件皱巴巴的天蓝色衬衫和那双棕色鞋子的爷爷用尽全身最后一丝气力，在与死神搏斗。
那就是人死之后会出现的情况。亡者并不会飞上天堂，也不会轮回新生，而是会钻到熟悉他们的人的脑子里去。
中国也是只存在于我脑海中（一个有点古灵精怪，又有点傻里傻气的小孩子的脑海中）的一个地方。小时候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时光荏苒，我会像丢掉某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逐渐失去童年，而遥远的中国却会变得像我幼时生活的房子一样真实。
我那时也绝不曾想到中国会走上这样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并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她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无数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而感到中国遥不可及的人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无比真实，当然我本人也包括在内。
许多年过去，爷爷如今已经在萧瑟的墓地中的一个旧匣里化作了尘埃，而我也移居到了另一座曾经同样只是幻境的城市——巴黎，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座五光十色的文学之城。我在那儿过得很惬意，但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想到中国去，因为在法国，我总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够完整。我觉得自己是在找寻某种不一样的气息，而巴黎的文化圈子却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诸如此类吧。于是，我开始攒钱，然后在2008年来到中国待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学了中文，同时写作、旅行。
那段经历实在是太棒了：我认识了许多后来成为我的挚友的人，他们如今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回到巴黎后，我结识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乐队——如今我已经和他们没有联系了。那支乐队的名字叫“王”，因为他们总是去一家同名的餐馆（王氏餐馆）吃饭。我在那时开始动笔写一本书，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唱翻译成中文的法国歌曲，演出时不光用欧洲乐器演奏，还会使用中国的民族乐器，甚至还敲打那些从街上找来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准备给那本书起名叫“中国人”。不过在2011年左右，他们搬到蒙彼利埃去了，因为有个乐队成员——准确地说是那位成员的老婆在那里继承了一栋大房子。从那时起，我就没怎么和他们见面了，而我截至那时一直在比较系统地写着的那本书，也就没法再继续写下去了。
在那之前，我是这样创作那本书的：我每天下午7点钟都会到他们排练的地方去，把所有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例如下面这组我随意记下的场景：
好了，这就是我在一个小时里记录下的东西，而那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让我对中国更加了解了。
我在那时对自己说，一定要在那个国家生活久一点。我也不清楚到底多长时间才算得上“久”，更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将之变为现实。大概在2011年左右，我和“王”乐队一起来到上海，他们在一位乐队成员的亲戚开的酒吧里进行表演，结果惨不忍睹。乐队成员都化妆成了巨大的泰迪熊，还在开场那似乎没有尽头的15分钟里不停地互相亲吻，可观众压根对这种表演不买账。那场演出叫“海市蜃楼”，在演出结尾部分，乐队分发了一些小册子，里面对演出的创意作了解释。不过，问题是压根没有几个观众撑到了最后。
实验艺术的表演结束了，那段时期也结束了。对我而言，“王”乐队在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中是极有代表性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们的欣赏也逐渐消失了。
2012年，我接到了一封让我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的邮件：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向我发出了担任外籍教师的邀请。虽然当时我很开心，不过还是有些犹豫：我在巴黎生活得很好，要放弃在巴黎的一切并非易事，何况那并非短期的离开。
来北京时，我对自己和女友都保证说只在这里待一个学期。此刻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当时知道自己是在撒谎。我撒谎只是为了能促成那趟中国之行。如果当时我就打定主意要在中国待很多年的话，可能我连踏上飞机的勇气都不会有了。
我很无耻地撒了谎，更糟的是，我甚至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撒了谎（连在心里承认都不敢）。我早就知道事情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会再回到巴黎了，永远不会。我当时就知道！
不过也可能恰恰相反——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可能压根就没想过这些。我哪里会知道呢？谁又能预测未来呢？没人能未卜先知。不过……
最初的日子里，或者说最初的几年中，我很想念巴黎。我想念那里的熟人们，但更想念那座城市——她就像是在我的体内生了根。不过，那根后来也逐渐枯萎，消散了。
在首师大的授课很顺利。没什么比谈论文学更让我开心的事了，尤其是谈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随着我对西班牙哲学家古斯塔沃·布埃诺的喜爱程度日益加深，谈论文学带给我的快乐也在不断增加。
不过，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更喜欢倾听同学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带着精心准备过的材料来讲解高乔文学、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其他主题。不过，中国的读者对我们的文学所作出的解读是全新的，是我们绝对不应该错过的。
有一次，我们在课堂上读了《公园续幕》。在那篇科塔萨尔著名的短篇小说中，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先是欺骗了正在阅读小说的读者，用流行的话说就是他们给他戴了“绿帽子”，然后又杀死了他。
我和同学们开始聊这则短篇，我很快发现在我的学生们的想象中，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中国人，故事发生的环境也是中国式的。这让我对《公园续幕》甚至对整个阿根廷文学都有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我发现，我们阿根廷人在阅读本国文学的时候，总是会觉得阿根廷文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也因此会生出一种盲目的崇拜之情。在中国阅读阿根廷文学则使我和本国文学间拉开了距离，这反而使我有了某种狂野的自由。
例如，对于文明与野蛮这个话题，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自己有点太较真了，其实完全不必如此。而对高乔文学，我对它的爱深入骨髓，我认为那是在我们土地上谱出的最美妙的乐曲，然而在中国，我甚至在高乔文学中也读出了全新的东西。
博尔赫斯说德国人有读歌德的义务，英国人则必须读莎士比亚，而我终于找到了那种博尔赫斯认为阿根廷读者该有的自由。我们没有那么久远的文学传统，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阅读所有作家的作品。我是在中国想通这一点的，而这也要感谢我的中国学生们，他们把阿根廷文学放到了世界文学的广阔框架内，用全新的视野阅读高乔文学和科塔萨尔的作品，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拉开距离重新审视阿根廷文学的经验在后来又拓展到了其他领域，我认为它帮助我对许多我曾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进行了反思。我发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某些东西，我一直觉得事情就该是那样的：要么好，要么坏。我从没对此产生过质疑，也从来没有再多问一句为什么。
正是上述种种使得我下定决心留在中国。我一直在反思，试图更好地去理解一切，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解中国。当然了，结果是我并不理解，或者说理解得不多。
某日午后，我在学校里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海报。没错，读到这儿您肯定能猜到那幅海报的内容了：“王”乐队要在北京演出了。我给他们写了封邮件，抱怨他们没有通知我，但是他们没回邮件。
没关系，我还是会去给他们捧场的。不过，他们那天晚上的演出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最开始，乐队中的四个成员在舞台上打牌，后来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在某个时刻，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抽出吉他，演奏起了鲍里斯·维昂的歌曲。此时几个警察走上了舞台，不难想象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那场表演最后在混乱的群殴中结束了。
我不想和他们打招呼：我还是有些生气，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北京工作，却没有通知我来看他们的演出。也就是在同一天晚上，我决定放弃继续写那本描写他们的小说了，尽管那是本关于中国的书，是本关于我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书。我本来想在那本书里讲述几个第二代中国移民在巴黎郊外某个穷人区表演奇怪艺术的故事。
也正是在那时，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回巴黎了（尽管可能我说过自己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件事了）。我想起了自己在巴黎时着手创办小型出版社的经历，我觉得这事可以继续在中国做下去。我想象着中国读者手捧由我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场景——这想法让我既开心又激动。我向两位朋友发出了邀请，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行动了。
我们很快就开始碰头开会，紧接着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单纯满足于像传统出版社那样出几本书。我们想做沟通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的桥梁，这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两种文明对彼此显然都怀有巨大的兴趣，我指的是中国文明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明。不过，二者之间的距离也确实十分遥远。中国出版者想要接近西班牙语世界，想要推动西语作家的图书在中国销售，却苦于缺乏媒介。而拉美作家也梦想着自己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然而很多时候那最多只能算是个虚无缥缈的梦罢了。身处两种文明之间的恰恰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那座桥梁。
于是，我们做起了中间人，帮助中国出版人和西班牙语国家的出版社取得联系。
我要开一家书店的想法早已有之，此时愈发强烈了。图书馆是博尔赫斯的天堂，但我不想要图书馆，我只想开一家书店。我不知道是不是资本主义渗入其中之后，图书馆就变成了书店的样子。
我是在爷爷的五金店里长大的，我在那片欢乐的天地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每天一大早，卡车刚上路，店铺就开门了，爷爷手下的雇员也就来了，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们那无尽的活力使我也受到了感染。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只对店里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我难道不需要上学吗？不过记忆就是这样，真假莫辨。我对几个夏天发生的事记得很清楚，大概我把那些记忆拓展到整个童年阶段去了。此外，不可能所有的记忆都是美好的，只有美好记忆的现实是不真实的（不过记忆和现实本来就没有太大联系，它和愿望及恐惧之间的联系要更多）。
我还得聊聊父母营造出的知识氛围。他们都是心理学家，整天讨论一些奇特而有趣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类的玩意。我记得他们讨论过“肛门期”、“镜像理论”和“好乳房—坏乳房理论”。我自然对那些一窍不通。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那些讨论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其中却隐藏着许多文学层面的东西。后来，父亲也确实放弃了心理学，投入文学世界中去了。
我通常会在上午离开五金店到父亲家里去（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他们的婚姻也像爷爷的遗骨一般灰飞烟灭了），他总是会跟我谈论某本书。他特别推崇塞万提斯，总喜欢用堂吉诃德的口吻跟我说话：“吾牙甚痛”，“真是上天照应，此书妙极了”，“请来一份鸽肉”。
可能开一家书店的想法之中也恰恰混杂着我成长过程中生活过的那两个世界的影子：爷爷的五金店和爸爸的图书世界。
在中国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饱尝难觅西班牙语图书之苦，于是只好求助出版界的朋友，让他们把书寄到我的住处。后来我开始在网上卖书，我们发现中国读者其实对西班牙语原版书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就开始寻找店面。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负责人给我们在学院总部提供了一片区域，那不正是这家书店最该出现的地方吗？这件事使我们深受鼓舞。书店的销售量越来越大。有了实体书店后，我们在网上的销售额也增加了。
我们给书店起名叫“仟雨集”，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塞萨尔·艾拉的一本书。一方面，这个名字可以让我们的书店和这位天才且自由的作家产生某种联系，另一方面，它也能体现出西班牙语的多样性。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和中国同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朋友在巴黎开了一家专卖西语美洲图书的书店，他给书店起名叫“佰火集”。我们是特意给两家书店起了这样一组名字的：仟雨/佰火。我想我们两个都认为，西语国家之间的文化虽然千差万别，可组成它们根基的元素都是一样的，那元素如此强劲，似水又如火。
我还要多说几句。我的那位朋友还给自己的书店加了一句描述：“巴黎最后一家西语美洲图书书店”，而我们也给仟雨集加了这样的描述：“中国第一家西语美洲图书书店”。
我觉得这两句话意义非凡。在中国，西语美洲文化正在觉醒，仿佛一切都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不过，当然了，实际上已经有好几代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者为此开辟了道路，西语文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了。可是在欧洲，我们的脚步已经逐渐停滞了下来，从带点诗意的角度看，我们在欧洲迈出的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
仟雨集慢慢成为西班牙语美洲文化爱好者们相约聚会的地方。如今，我们有了一家出版社，同时做着文学代理。我们还想在造型艺术和视听媒体等领域做点探索。
在一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感受着青春活力，是一种挺奇怪的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既新鲜又活力四射的，当然，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古老的中国文化所承载的厚重感。
新鲜的事物在古老的文明中闪烁着光芒，随着中华文化的汹涌波涛而起伏。我们带着对自己国家的不满足以及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了中国，从此就像拥有了某种特权，得以融入虚构文学的世界之中，又或者进入了冒险电影的天地里。
作者：吉列尔莫·布拉沃，阿根廷仟雨出版社社长，北京仟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