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序

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去里斯本参加一个关于澳门的国际会议。会上听了一个中国人用非常纯正和熟练的葡萄牙语在做发言。会后，在用餐期间，他又同样纯正和流利的西班牙语与我交谈。我很吃惊，可以同时讲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人并不少见，但能同时操这两种兄弟语言而不混淆的人却是十分罕见。我得知他叫金国平。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具有这种能力的人通常是生活在两国边境地区的居民，或是葡西通婚家庭的子女。这不是金国平的情况。通过交谈，我得知，他还有一个西班牙语名字“Fidel（忠实者）”。那我就越发不得其解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他告诉我，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而且师从一马德里人——贝贝（José Castedo Carracedo，昵称：Pepe）。我更加吃惊地听着他的西班牙语口语，非常地道，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书本西班牙语的味道。这只有长期生活在西班牙语环境当中或在西班牙出生的人，才有可能讲一口这样的西班牙语。我心里暗暗吃惊，思忖着，奇迹啊，一个中国孩子，跟着一个西班牙人，竟能够达到了这个水平！

金国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澳门史、欧洲海外发现史、葡萄牙海外扩张史和中国传教史。似乎没有听说过他涉足中西关系研究，但一看到这本集子——《“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的题目和目录时，我着实吃了一大惊。8篇论文都围绕这个主题，且使用了大量的西班牙文原始图文资料。某些问题的探讨，显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各章论文内容简介如下：

1) 《澳门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西班牙美洲币名论考》为开场篇。本文勾稽中外文献，尤其是藏于德国柏林和菲律宾马尼拉的手稿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流入中国的西班牙美洲银币的诸称，为“real de a ocho”审定了意译名称“8单位王币”。通过对澳门与美洲白银的论述，得出了一个新结论：“以前，在论述澳门开埠这个问题时，学界一般认为是经历了一个“三部曲”－－龙涎香、佛郎机铳和自鸣钟，现在看来还要添加一部了，这就是白银。”这是澳门学研究的一个巨大新进展。

2) 《1584—1585：澳门－－阿卡普尔科首航》一文，再现了一条横越太平洋，连接亚洲、美洲和欧洲的“泛太平洋丝银之路”，其主体航程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然后再从美洲延伸至欧洲。它穿越大西洋，连接了拉丁美洲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卡塔赫纳（Cartagena de Indias）、波托韦洛（Portobelo）及哈瓦那（La Habana）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a）或卡迪斯（Cádiz）。在亚洲的出发地，以马尼拉为中心派生出三条支线：马尼拉——摩鹿加(香料)群岛的蒂多雷岛（Tidore），马尼拉——福建，马尼拉——广州——澳门。作者正确地指出，“马尼拉大帆船（Galeón de Manila）”更常用的说法是“中国大帆船（Nao de China）”。

3) 《“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机”与“佛郎机国”》一文，利用中外各种史料，详细考证了“化人”与“佛郎机”和“佛郎”的指称及它们之间语义及语音关系。

4) 《从中、西航海资料探索“Os Léquios（琉球岛群）”、“O Léquio Pequeno（小琉球）”及“A Ilha Formosa（福尔摩沙岛）”》一文，为一力作。从作者的跋记可以看出，此文几易其稿，先后逾十载。此文从中、西航海资料为出发点，详细考察了“Os Léquios”、“O Léquio Pequeno”及“A Ilha Formosa”的不同指称，尤其是从词源学的角度，很好地阐述了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的各种古今形式，进而证明了“fermosa”和“fremosa”为同词异写，不存在错误与正确的问题。

5) 《从西班牙语文献来辨析“sangley”的诸种指称》一文，通过分析大量的西班牙语文献，列举了“sangley”的各种含义并总结了该词的词源和相对的译法。此文最大贡献是，披露了一个西班牙商人阿维拉手稿中的汉字“生理”，因而确定了“sangley”是“生理”二字的拼音。

2) 《图说菲律宾的“㵎（𤩎）”与“Parián”》一文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巅峰之作。它运用了多种收藏在西班牙西芒卡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内的地图资料，展示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的“Parián”。此文最大贡献是，运用中国史料考证出了“㵎”应该写作“𤩎”。“𤩎”字作“界地”解。“㵎内”就是“界地内”的意思。这样传统的汉语称谓“㵎内”才变得可理解了。

7) 《“刺桐”—哥伦布的灵感》一文，从哥伦布阅读和批注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为分析切入点，证明了这位航海家远航的目的是寻找“刺桐”。

8) 《明政府对“1603年惨案”态度诸因素之新探——以传教士庞迪我1605年二函为中心》一文，通过披露未刊的《庞迪我于1605年3月4日从北京致马尼拉耶稣会总院院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Padre Gregorio López）神父函》和《庞迪我于1605年3月6日从北京致耶稣会菲律宾副省会长迭戈•加尔西亚（Padre Diego Garçia）函》二函，叙述了庞迪我在“1603年惨案”后，向马尼拉耶稣会总院院长和耶稣会菲律宾副省会长报告明政府态度及荷兰人的情况。此些函件为首次披露，国际学术界也不曾涉及和使用过。利玛窦与庞迪我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其原因之一便是前者怀疑后者与西班牙保持着联系。这两封信使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其实，庞迪我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他是西班牙人，与祖国保持联系是人之常情。但无奈利玛窦有他的考虑。如果中国当局得知在京的“大西洋人”与西班牙有关系，很可能将他们哐铛入狱，逐出北京，使耶稣会的中国伟业前功尽弃。这会影响到耶稣会在华的存在，进而使天主教的传播受阻。因此，他不想让庞迪我与西班牙发生任何联系，而且要极力撇清这种关系。

我们看到，本书的作者将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研究列入中西关系范畴。我想，这不无道理因。我们知道，利玛窦离开罗马，在葡萄牙侯船东来时，在里斯本受到的是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的接见，但当他抵达果阿，后来到澳门，进入中国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合并了，开始了二元君主时代。一个西班牙国王统领着伊比利亚半岛两个国家。就此意义上而言，将中国传教史上的1580年至1640年这60年算入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范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金国平从此切入中国传教史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总之，近十年来，金国平笔耕不缀，成果累累。除了去年出版的《澳门学：探赜与汇知》论文集外，近年来比较重要的译作有罗明坚的《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2013年）和《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澳门纪略）》（2009年）的新葡萄牙语译本。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叶农新近出版的一批书，如《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2017年，澳门版：2018年，中国大陆版），《澳门及大西洋岛屿画册: 外三种》（2018年）和《通商字汇》（2018年）。最近，他还参加了葡萄牙东方基金会，为庆祝其成立30周年而展开的皮雷斯的《东方简志》新注释版的计划，负责其中中国部分的注释。目前，他正在准备出版《耶稣会士熊三拔著述集》和《西方沙勿略与上川史料选编》这两本重要的著作集和史料汇编。

金国平为一严谨，几近苛求细节的历史学家。如同一位寻凶探员，他手持放大镜来析读诉讼不绝之案，来破解似乎无望水落石出的悬案。若有那位不精心的读者认为，这种史学风格过于小家子气或缺乏大志，那就大错特错了。汉语、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他的手中运用自如，再加上时时的问题意识，令人钦佩的学术坚韧，及其运用博学的知识，对多种史源不同、时代悠久的资料进行解析和排比的能力，这一切着实使人羡慕不已。这种以小见大的史学研究不仅解决了某些特定问题，而且通过破解，打开了理解更多事件的蹊径。当下，泛泛而谈，轻描淡写及空洞理论盛行，而金国平的史学风格多见坚朴，史论有据, 符合事实。他那长于语言学的分析和基于档案的文件研读，令史学的光芒照亮了些许深幽角落，为些许不为人知的隐秘带来了破解的曙光。遥远民族之间互动和接触因此清晰起来，变得易于理解。金国平的研究贡献殊多，坚实有据，堪做参考。

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金国平还会以更多的著作和译作嘉惠士林！

欧洋安（Manel Ollé）

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

2019年春于西班牙巴塞罗那